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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帝尧曾经将两个女儿（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嫁给舜。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二妃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这个传说，使得潇湘洞庭一带似乎几千年来一直被悲剧气氛笼罩着，“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一提到这些诗句，人们心理上都会被唤起一种凄迷的感受。那流不尽的清清的潇湘之水，那浩淼的洞庭，那似乎经常出没在潇湘云水间的两位帝子，那被她们眼泪所染成的斑竹，都会一一浮现在脑海里。所以，诗人在点出潇湘、二妃之后发问：“谁人不言此离苦？”就立即能获得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接着，承接上文渲染潇湘一带的景物：太阳惨淡无光，云天晦暗，猩猩在烟雨中啼叫，鬼魅在呼唤着风雨。但接以“我纵言之将何补”一句，却又让人感到不是单纯写景了。阴云蔽日，那“日惨惨兮云冥冥”，就像是说皇帝昏聩、政局阴暗。“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正像大风暴到来之前的群魔乱舞。而对于这一切，一个连一官半职都没有的诗人，即使说了，也无补于世，没有谁能听得进去。既然“日惨惨”、“云冥冥”，那么朝廷就不能区分忠奸。所以诗人接着写道：我觉得皇天恐怕不能照察我的忠心，相反，雷声殷殷，又响又密，好像正在对我发怒呢。这雷声是指朝廷上某些有权势的人的威吓，但与上面“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相呼应，又像是仍然在写潇湘洞庭一带风雨到来前的景象，使人不觉其确指现实。

“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这段议论性很强，很像在追述造成别离的原因：奸邪当道，国运堪忧。君主用臣如果失当，大权旁落，就会像龙化为可怜的鱼类，而把权力窃取到手的野心家，则会像鼠一样变成吃人的猛虎。当此之际，就是尧亦得禅舜，舜亦得禅禹。诗人说：不要以为我的话是危言耸听、亵渎人们心目中神圣的上古三代，证之典籍，确有尧被秘密囚禁，舜野死蛮荒之说啊。《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载：尧年老德衰为舜所囚。《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由于忧念国事，诗人观察历史自然别具一副眼光：尧幽囚、舜野死之说，大概都与失权有关吧？“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舜的眼珠有两个瞳孔，人称重华。传说他死在湘南的九嶷山，但九座山峰联绵相似，究竟何处是重华的葬身之地呢？称舜墓为“孤坟”，并且叹息死后连坟地都不能为后人确切知道，更显凄凉。不是死得暧昧，不至于如此。娥皇、女英二位帝子，在绿云般的丛竹间哭泣，哭声随风波远逝，去而无应。“见苍梧之深山”，着一“深”字，令人可以想象群山迷茫，即使二妃远望也不知其所，这就把悲剧更加深了一步。“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斑竹上的泪痕，乃二妃所洒，苍梧山应该是不会有崩倒之日，湘水也不会有涸绝之时，二妃的眼泪自然没有止期。这个悲剧实在是太深了。

诗所写的是二妃的别离，但“我纵言之将何补”一类话，分明显出诗人是对现实政治有所感而发的。所谓“君失臣”、“权归臣”是天宝后期政治危机中突出的标志，并且是李白当时心中最为忧念的一端。元代萧士赟认为玄宗晚年贪图享乐，荒废朝政，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杨国忠，边防交给安禄山、哥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特借指耳。”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李白之所以要危言尧舜之事，意思大概是要强调人君如果失权，即使是圣哲也难保社稷妻子。后来在马嵬事变中，玄宗和杨贵妃演出一场远别离的惨剧，可以说是正好被李白言中了。

诗写得迷离惝恍，但又不乏要把迷阵挑开一点缝隙的笔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这些话很像他在《梁甫吟》中所说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轰震天鼓。……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不过，《梁甫吟》是直说，而《远别离》中的这几句隐隐呈现在重重迷雾之中，一方面起着点醒读者的作用，一方面又是在述及造成远别离的原因时，自然地带出的。诗仍以叙述二妃别离之苦开始，以二妃恸哭远望终结，让悲剧故事笼括全篇，保持了艺术上的完整性。

诗人是明明有许多话急于要讲的。但他知道即使是把喉咙喊破了，也决不会使唐玄宗醒悟，真是“言之何补”。况且诗人自己也心绪如麻，不想说，但又不忍不说。因此，写诗的时候不免若断若续，似吞似吐。范梈说：“此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辞意反复行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唱三叹，而有遗音。”（据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转引）这是很精到的见解。诗人把他的情绪，采用楚歌和骚体的手法表现出来，使得断和续、吞和吐、隐和显，消魂般的凄迷和预言式的清醒，紧紧结合在一起，构成深邃的意境和强大的艺术魅力。

传说唐代有个草场官名叫张立本，他的女儿因后院古坟中的狐妖所迷，诗人以此为据，写成此诗。

此诗一说为张立本女作，而且伴有一个荒诞的故事。传说唐代有个草场官张立本，其女忽为后园高姓古坟中的狐妖所魅，自称高侍郎，遂吟成此诗（《全唐诗》卷八六七）。这种附会虽然颇煞风景，却也令人想到：或许正是因为这诗情韵天然，似有神助，才使当时的好事者编出这样的无稽之谈吧。

诗的内容似无深义，却创造了一种清雅空灵的意境。暗蓝色的天幕上一轮秋月高悬，凉爽的闲庭中幽篁依阶低吟。清冷的吟诗声和着玉钗敲竹的节拍飘荡在寂静的夜空，冰冷如霜的月光勾勒出一个峨冠广袖的少女徘徊的身影。意境是情与景的融合。在这首诗里，景色全由人物情态写出，而人物意趣又借极简炼的几笔景物点缀得到深化。由情见景，情景相生，是形成此诗佳境的显著特点。

“危冠广袖楚宫妆”是一种高冠宽袖窄腰的南方贵族女装，这身典雅的妆束令人清楚地想见少女亭亭玉立的风姿；从“独步”可见庭院的空寂幽静和她清高脱俗的雅趣，而“闲庭”又反衬出少女漫步吟哦的悠然神情。“逐夜凉”则藉其纳凉的闲逸烘染了秋爽宜人的夜色。夜静启开了少女的慧心，秋凉催发了少女的诗思。她情不自禁地从发髻上拔下玉钗，敲着阶沿下的修竹，打着拍子，朗声吟唱起来。以钗击节大约是唐宋人歌吟的习惯，晏几道《浣溪沙》词有“欲歌先倚黛眉长，曲终敲损燕钗梁”句，写的是一位歌女在“遏云声里送离觞”的情景，也颇妩媚，但稍嫌激烈，高适此诗中的少女，孤芳自赏，不求知音，信手击竹，对月自吟，那种心声和天籁的自然合拍似更觉曼妙动听。

抒情的画意美和画面的抒情美融为一体，是盛唐许多名篇的共同特点。这首诗写女子而洗尽脂粉香艳气息，更觉神清音婉，兴会深长，超尘拔俗，天然淡雅，在盛唐诗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诗题为“听张立本女吟”，故“清歌一曲”实是吟诗一首。古诗本来能吟能唱，此处直题“清歌”二字，可见少女的长吟听来必如清朗的歌声般圆转悦耳。前三句不写月色，直到一曲吟罢，方点出“月如霜”三字，不但为开扩诗的意境添上了最精彩的一笔，也渲染了少女吟诗的音乐效果。诗人以满目如霜的月色来烘托四周的沉寂，使“霜”字与“夜凉”相应，并且此透露出少女吟罢之后心境的清冷和吟声给听者带来的莫名的惆怅，从而在结尾形成“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留下了无穷的韵味。

此诗的意思简明直截。如果按照主人公是男子的说法，就是小伙子要求与姑娘私奔，并指天发誓，一定要和姑娘结合，生不能同床，死也要同穴。爱情的强烈、坚定、至死不渝，大概总可以感动姑娘了。

这首诗把环境气氛与主人公心情结合起来，相互烘托促进，是一个特色。第一章写小伙子赶着盖有青色车篷的大车奔驰，在隆隆的车声里，小伙子心潮澎湃：“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意思是说：姑娘，你到底敢不敢与我相爱相恋呢？小伙子的冲动，与姑娘的犹疑，制造了恋爱中的痛苦。第二章以沉重的车轮声，衬托小伙子内心的苦恼。这时候，小伙子终于明白了：姑娘的犹疑是因为她家里不同意这段恋情。因此，摆在面前的是：姑娘敢不敢、能不能不经父母许可就和小伙子私奔，结成夫妻。这是姑娘的终身大事，不能不慎重考虑。因为一旦遇人不淑，又背叛了父母，那么自己的前途就十分悲惨了。第二章既回溯了第一章姑娘犹疑的原因，又提出私奔有无后顾之忧的考虑。诗歌是由小伙子口中唱出来的，表示小伙子已经明白姑娘的处境和心思了。于是，自然地引出第三章：小伙子指天发誓，永远忠于爱情，即使生不能同床，死后也要同穴。古人指天发誓是十分慎重的行为，这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时代极为庄严的仪式。因为他们相信，违反了诺言要受到天谴的。小伙子慎重的发誓，从意蕴而言，已是圆满地解释了姑娘的疑虑，使姑娘放心大胆地投向恋人的怀抱。从情节而言，诗歌却不再描述其最后结局了。人们可以从诗意延续中推想：这一对恋人，一定高高兴兴地驾着大车，奔向相爱相伴的幸福生活了。

这首诗，将环境气氛与人物心情相结合相衬托，把故事按情节发展而安排诗章，以心理推想取代完整故事结局，都有特色。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此诗借古代神话中著名的夸父逐日故事，歌咏失败的英雄，寄托对某些政治斗争中的失势者的复杂感情。

夸父追日的神话以绝妙天真的想像极度夸张地表现了先民们战胜自然的勇气和信心，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陶渊明《读山海经》组诗第九首即据此写成。但诗人不是一般地复述神话的情节，而是凭藉卓越的识见，运用简妙的语言，对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独特的审美观照和审美评价，因而又有其不同于神话的审美价值。神话反映事物的特点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论》）。因此，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此诗对夸父追日其人其事的歌咏，自然也是一种含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歌咏。诗人之言在此，诗人之意则在彼，所以不像直陈情志的诗那么容易理解。

开篇二句咏夸父之志。《大荒北经》原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言外似乎还有点不以为然的意思。诗人却说：夸父产生了一个宏伟的志愿，竟然要同太阳赛跑！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不胜惊叹的情感，有力地肯定了夸父创造奇迹的英雄气概。这里表面上是赞扬夸父“与日竞走”的“宏志”，实际上是赞扬一种超越世俗的崇高理想。“俱至”二句咏夸父之力。《大荒北经》原有“逮之于禺谷”一语，诗人据此谓夸父和太阳一齐到达了虞渊，好像彼此还难分胜负，暗示夸父力足以骋其志，并非“不量力”者，其“与日竞走”之志也就确是“宏志”而非妄想了。本言胜负而不下断语，只用“似若”两字点破，故作轻描淡写，更有一种高兴非常而不露声色的妙趣。诗人对夸父神力的欣赏，也隐含着对一切奇才异能的倾慕。“神力”二句咏夸父之量。《海外北经》说夸父“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想像一个人把黄河、渭水都喝干了还没解渴，似乎有点不近情理。诗人却说：夸父既有如此特异的可以追上太阳的神力，则虽倾河而饮又何足解其焦渴？用反问的语气表现出一种坚信的态度，把一件极其怪异的事说得合情合理，至欲使人忘其怪异。在诗人的心目中，夸父的豪饮象征着一种广阔的襟怀和雄伟的气魄，因而有此热烈的赞颂。篇末二句咏夸父之功。《海外北经》说夸父“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想像夸父死后，抛下的手杖变成了一片桃林，固甚瑰奇悲壮，但尚未点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好像只是一件偶然的异事。诗人则认定这片桃林是夸父为了惠泽后人而着意生成的，说夸父的遗愿即寄托在这片桃林中，他的奇功在身后还是完成了。意谓有此一片桃林，将使后来者见之而长精神，益志气，其功德是无量的。诗人如此歌颂夸父的遗愿，真意乃在歌颂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

总起来看，这首诗的意蕴是非常深广的。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生前虽未能施展其才能，实现其抱负，但他们留下的精神产品，诸如远大的理想，崇高的气节，正直的品质，以及各种卓越的发现和创造，往往沾溉后人。非止一世，他们都是“功竟在身后”的人。陶渊明自己也是一个“欲有为而不能者”（《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少壮时既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忆我少壮时》）的豪情，归耕后复多“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白日沦西阿》）的悲慨，他在读到这个神话时自然感触极深而非作诗不可了。所以在这首诗中，也寄托着他自己的一生心事。

用神话题材作诗，既须顾及神话原来的情节，又须注入诗人独特的感受，并且要写得含蓄和自然，否则便会流于空泛和枯萎，没有余味和生气。陶渊明毕竟是“文章不群”（萧统《陶渊明集序》）的高手，他把神话原来的情节和自己独特的感受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平淡的言辞中微婉地透露出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深情礼赞，使人不知不觉地受到诗意的感发，从心灵深处涌起一种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惊叹和向往之情，并由此引出许多联想和想象，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怡悦。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原诗·内篇》）。陶渊明此诗可谓真正达到这样的“至处”了。

这是一首“七夕”词，用神话中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比喻人间的爱情生活。

开头三句讲述神话故事，把内容重新组合，从新的角度叙述出来：鹊桥已经搭成，催促织女起驾，前去赴会；牛、女分离长久，欢会为迟，上天垂怜，准许他们七夕相会。后两句，写七夕乞巧的民间风俗，小女子们着意打扮，既可见她们对织女星的虔诚敬重，又可见她们兴奋喜悦的心情，并且显得七夕民俗更加亲切。牛、女刚刚相会，马上又要分别。“香袖凭肩”两句的描写是相当传神的，相挽相靠，难舍难分，“谁记当时话”则是说极度的激动和悲伤掩盖了一切，连分手时说了些什么话都没有记住。最后把天上和人间相比较，牛郎织女虽然“路隔银河”，可每逢七夕仍有鹊桥相通，而人世间就没有这种福气了，不能相聚的痴男怨女们，什么时候才能消除他们的离恨呢？

北宋初期的词是《花间》与《尊前》的继续。《花间》、《尊前》式的小令，至晏几道已臻绝诣。丝永、张先在传统的小令之外，又创造了许多长词慢调。丝永新歌，风靡海内，连名满天下的苏轼也甚是羡慕“丝七郎风味”（《与鲜于子骏书》）。但其美中不足之处，乃未能输景于情，情景交融，使得万象皆活，致使其所选情景均并列单页画幅。究其缘故，盖因情景二者之间无“事”可以联系。这是丝词创作的一大缺陷。周邦彦“集大成”，其关键处就在于，能在抒情写景之际，渗入一个第三因素，即述事。因此，周词创作便补救了丝词之不足。读这首小令，必须首先明确这一点。

这首令词写两个故事，中间只用“而今丽日明金屋”一句话中“而今”二字联系起来，使前后两个故事─亦即两种境界形成鲜明对照，进而重温第一个故事，产生无穷韵味。

上片所写乍看好像是记眼前之事，实则完全是追忆过去，追忆以前的恋爱故事。“朝云漠漠散轻丝，楼阁淡春姿”。这是当时的活动环境：在一个逼仄的小楼上，漠漠朝云，轻轻细雨，虽然是在春天，但春天的景色并不浓艳，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相会。“丝泣花啼，九街泥重，门外燕飞迟。”三句说云低雨密，雨越下越大，大雨把花丝打得一片憔悴，连燕子都因为拖着一身湿毛，飞得十分吃力。这是门外所见景色。“泣”与“啼”，使客观物景染上主观情感色彩，“迟”，也是一种主观设想。门外

所见这般景色，对门内主人公之会晤，起了一定的烘托作用。但此时，故事尚未说完。故事的要点还要等到下片的末三句才说出来，那就是：两人在如此难堪的情况下会晤，又因为某种缘故，不得不分离。“小楼冲雨，幽恨两人知。”“小楼”应接“楼阁”，那是两人会晤的处所，“雨”照应上片的“泣”、“啼”、“重”、“迟”，点明当时，两人就是冲着春雨，踏着满街泥泞相别离的，而且点明，因为怀恨而别，在他们眼中，门外的花丝才如泣如啼，双飞的燕子也才那么艰难地飞行。这是第一个故事。

下片由“而今”二字转说当前，这是第二个故事，说他们现在已正式同居：金屋藏娇。但这个故事只用十个字来记述：“丽日明金屋，春色在桃枝。”这十个字，既正面说眼前的故事，谓风和日丽，桃花明艳，他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中生活在一起；同时，这十个字，又兼作比较之用，由眼前的景象联想以前，并进行一番比较。“不似当时”，这是比较的结果，指出眼前无忧无虑在一起反倒不如当时那种紧张、凄苦、怀恨而别、彼此相思的情景来得意味深长。

弄清楚前后两个故事的关系，了解其曲折的过程，对于词作所创造的意境，也就能有具体感受。这首词用笔很经济，但所造景象却耐人深思。仿佛山水画中的人物：一顶箬笠底下两撇胡子，就算一个渔翁；在艺术的想象力上未受训练的，是看不出所以然的。这是周邦彦艺术创造的成功之处。

毛文锡这首《临江仙》，取材于江湘女神传说，但表现的内容实是一种希幕追求而不遇的朦胧感伤，主题与词题是若即若离，恰好反映了从唐词多缘题而赋到后来去题已远之间的过渡。“暮蝉声尽落斜阳。银蟾影挂潇湘”。起笔词境就颇可玩味。时当秋夕，地则楚湘。从日落到月出，暗示情境的时间绵延，带有一种迷惘的意昧，词一发端，似已暗逗出一点《楚辞》的幽韵。“黄陵庙侧水茫茫”。接上来这一句，便点染出幽怨迷离之致。写黄陵庙，点追求怨慕之意，而黄陵庙侧八百里洞庭烟水茫茫境界的拓开，则是此意的进一步谊染。“楚江红树，烟雨隔高唐”。词境又从洞庭湖溯长江直推向三峡。楚江红树，隐然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的意味。而烟雨高唐，又暗引出楚襄王梦遇巫山神女的传说：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宋玉《高唐赋》），襄王梦遇神女，实则“欢情未接”，以至于“惆怅垂涕”（均见《神女赋》）。这与二妃追舜不及实无二致。句中下一“隔”字，则词人心神追慕之不遇，哀怨可感。连用两个传说，可见词人并非著意一咏某一传说本身，而是为了突出表现追求不遇的伤感。“岸泊渔灯风飐碎，白蘋远散浓香”。水上渔火飐碎。已使人目迷。夜里萍香浓，愈撩人心乱。上片写黄陵茫茫、高台烟雨，见得词人神魂追求之不已。过片插写这段空景，暗示追求之不遇，足见迫求之难。变幻的词境，层层增添起怨慕的意味。“灵娥鼓瑟韵清商。朱弦凄切，云散碧天长。”历尽希慕追求，神女这才终于若隐若现出来了。鼓瑟的灵峨，自应是黄陵二妃，但又可视为高唐神女。而且同境既展开于从湖湘至江汉的广袤楚天，意境有似《诗·汉广》中“不可求思”的汉上游女，《楚辞·湘君》中“吹参差兮谁思”的湘夫人，她们都是楚地传说中被追求而终不可得的女性。灵娥鼓清商之乐，韵律清越，使词人希慕愈不可止。虽说朱弦俨然可闻，则神女也应宛然可见，但云散天碧。“曲终人不见”，终归于虚，终归于一分失落感。结尾写碧天长，不仅示意鼓瑟之音袅袅不绝，而且也意味着词人之心魂从失落感中上升，意味着希慕追求的无已。此词构思确有新意。它杂揉黄陵二妃与高唐神女的传说造境，表现的是一种希冀追求而终不可得的要眇含思。由潇湘而洞庭而高唐的神游，象征着词人希慕追求而终归于失落的心态。若隐若现、可遇而不可即的灵娥，不必指实为某一传说中的神女，而应是词人生活中所追求的理想女性或人生理想的化身。题材虽缘取调名。但实是发抒己意。与《花间集》中一些徒事摹写神女故实的词相比，便显出命意上的个性，体现了词的演进。同时，此词风格清越，也有别于《花间集》中他词之秾艳。

这首诗主要是讲述了荆宣王询问群臣北方人民对昭奚恤的恐惧是否真实，但群臣却无法回答。江乙通过一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种恐惧的本质：就像狐狸在虎面前装作可怕的样子，让所有的动物都逃跑一样，昭奚恤之所以被北方人民所畏惧，是因为他们害怕荆宣王军队的武力。江乙认为这种恐惧与百兽畏虎的情形大同小异。最后，江乙向荆宣王表明，北方人的畏惧并不是源自于昭奚恤本身，而是源自于荆宣王庞大的军事力量。

　“刻舟求剑”和“守株待兔”；都含有“拘泥不知变通；做根本做不到的事”的意思。但“刻舟求剑”重于“刻”和“求”；强调虽然主观上努力；但不注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不能相应地采取适当的措施；“守株待兔”重在“守”和“待”；强调主观上不努力；仅想坐守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