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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首句“千古风流八咏楼”，可谓写尽斯楼之风流倜傥，笔调轻灵潇洒，比摹真写实更为生动传神。次句“江山留与后人愁”紧承前句，意谓像八咏楼这样千古风流的东南名胜，留给后人的不但不再是逸兴壮采，甚至也不只是沈约似的个人忧愁，而是为大好河山可能落入敌手生发出来的家国之愁。对于这种“愁”，李清照在其诗文中曾多次抒发过。事实证明，她的这种“江山之愁”不是多余的，因为“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人寇，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戎扰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鸡肋编》卷中）。具体说来，继汴京沦陷、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朝廷的驻跸之地建康、杭州也先后一度失守。曾几何时，金兵直逼四明，高宗只得从海路逃遁。眼下作为行在的临安，又一次受到金、齐合兵进犯的严重威胁。即使敌人撤回原地，如果不对其采取断然措施，打过淮河去，收复北方失地，而是一味用土地、玉帛、金钱奴颜婢膝地去讨好敌人，那么性如虎狼的“夷虏”永远不会善罢甘休，南宋的大好河山就没有安全保障。这当是诗人赋予“江山留与后人愁”的深层意蕴，也是一种既宛转又深邃的爱国情怀。

“水通”二句，或对贯休《献钱尚父》诗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及薛涛《筹边楼》诗的“壮压西川十四州”有所取意。对前者主要是以其“三千里”之遥和“十四州”之广极言婺州（今浙江金华）地位之重要；对后者改“壮压”为“气压”，其势比薛诗更加壮阔。看来这不仅是文字技巧问题。上述二诗之所以能够引起李清照的兴趣，主要当是因为薛诗对“边事”的关注和贯诗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气骨。关于贯诗还有一段颇有趣的故事：婺州兰溪人贯休是晚唐时的诗僧。在钱镠称吴越王时，他投诗相贺。钱意欲称帝，要贯休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才能接见他。贯休则以‘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作答，旋裹衣钵拂袖而去。后来贯休受到前蜀王建的礼遇，被尊为“禅月大师”。贯休宁可背井离乡远走蜀川，也不肯轻易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李清照对这类诗句的借取，或是为了讥讽不惜土地的南宋朝廷。

此诗气势恢宏而又宛转空灵，这样写来，既有助于作品风格的多样化，亦可避免雷同和标语口号化的倾向。虽然好的标语口号富有鼓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它不是诗，条件一旦有变，它也就失去了作用，从而被人所遗忘。李清照的这首（题八咏楼）历时八九百年，余韵犹在，仍然撼动人心，这当与其使事用典的深妙无痕息息相关。惟其如此，女诗人关于八咏楼的题吟，不仅压倒了在她之前的诸多“须眉”，其诗还将与“明月双溪水，清风八咏楼”一样，万古常青。

韩偓用七律写过不少感时的篇章，大多直叙其事而结合述怀。这首诗却凭借想象中的景物描写来暗示政局的变化，情景交融，虚实相成，在作者的感时诗中别具一格。

诗篇开首即从朝廷搬迁后长安城的荒凉破败景象落笔。“草萋萋”，虽只寥寥三个字，却点明了物态人事的巨大变化。往昔繁荣热闹的都城，而此时满是废台荒草，叫人触目惊心。长安城的衰败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的先兆，诗人对此怀有极深的感慨。这里虽没明说，但领头的“遥想”一语，倾注着无限眷恋关注之情，弦外之音不难听出。下句是说连高居天宫的上帝见此情景也会深感迷惑，这固然是为了突出都城景物变异之大，同时也烘托出诗人内心的迷惘不安。整首诗一上来就笼罩了一层凄迷悲凉的气氛。

次联承接首句，进一步展开故都冷落的画面。池籞，平时上面网以绳索，禽鸟无法进出。塞外飞来的大雁已侵入池籞住宿，这就意味着宫殿残破，无人管理；而园中乌鸦犹自傍着女墙哑哑啼鸣，更给人以物情依旧、人事全非的强烈印象。前联总写长安城的衰败，取景浑融概括；此联集中描绘宫苑废芜，笔触细致传神。这样将全景与特写剪接在一起，点面结合，深切地反映了作者想象中的故都近貌。

第三联开始，转入正面抒情。烈士，是诗人自称。当时诗人尽管流寓在外，心仍萦注国事，面临朝政的巨大变故，痛感自身无能为力，其衷怀的悲愤可想而知。“垂涕”而又加上一个“空”字，就把这种心理表达得十分真切。下句的“地下强魂”，指昭宗时宰相崔胤。他为铲除宦官势力，引进朱温的兵力，结果使唐王朝陷入朱温掌握之中，自己也遭杀戮。此句是说崔胤泉下有知，定将悔恨莫及。韩偓与崔胤原来关系密切，这里插叙崔胤被害的事实，是为了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整个这一联抒情激切，笔力劲拔，接续前面的寥落景象，犹如奇峰突起，巨波掀澜，读来气势一振。

尾联归结于深沉的感喟。“掩鼻计成”，用的是《韩非子》里的故事，这里借指朱温伪装效忠唐室，用阴谋夺取天下。末句诗人以冯驩自况，慨叹自己没有像孟尝君的门客那样设计解救君主脱离困境的办法。这一联用典较多，但用而能化，不嫌堆砌。叙述中，像“终不觉”、“无路”等字眼下得沉重，蕴含强烈的感情色彩，也是引证古事而能具有活生生感染力量的重要原因。

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前半凄惋，后半激越，哀感沉绵之中自有一股抑塞不平之气，跌宕起伏，撼人心魄。前人常说，韩偓的感时诗继承了杜甫、李商隐的传统，沉郁顿挫，律对精切，这是不错的。但韩偓尤善于将感慨苍凉的意境融入芊丽清新的词章里，悲而能婉，柔中带刚，又有他个人的特色。此篇似亦可以见出其风格的一斑。

作为一位天子而成为阶下囚，昔日的荣华富贵，转眼烟云，心中自然充满了感伤。这首诗写得凄切哀苦。从诗中“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这样破败不堪的场面，我们很容易理解他会回忆起千门万户，美轮美奂的皇宫，一呼百应，炊金馔玉的生活，眼前境地越是恶劣，越能令人体会到他的苦闷。后两句回首故国，恨无寄书人，包括了无数的对往事的困惑、迷恋及深切的悲慨。“三千里”极言其远，“目断天南”很具体地刻绘出自己满怀的愁怨。他想捎信说些什么呢？是希望故臣来解救，是向亲属们诉苦，还是对自己在位时荒淫无道酿成国变而忏悔，诗中没有明说，读者可以自己去揣测。

读赵佶这首绝句，很容易使人想到南唐后主李煜的两首词，都是皇帝被俘的悲叹。一首是《虞美人》，写于被俘后，寄托亡国之痛，今昔之悲，上片云：“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也是见景起兴，思念故国，与赵佶诗内容景物不同，中心意思完全一样。另一首是《浪淘沙》，写亡国后一夜听雨睡不着，愁思纷至沓来，因以词表示哀怨。词云：“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词以曲折的笔墨表达自己的痛苦，正可用来注释赵佶写这首绝句时的种种感受。

宋徽宗是著名的书画家，诗词也写得不错，可惜他治国的本领远远比不上他文学艺术的素养，在位时任用奸邪，坐失江山。这首诗写得低沉凄迷，令人感动，但他的处境实在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人同情。无独有偶，大约过了一百五十年左右，赵佶的后代南宋恭帝赵㬎（xiǎn）也步上了他的祖宗的老路，被元人俘到大都；他也作了一首诗，怀念故国，悲伤凄黯，诗说：“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借梅花写失国之恨。历史的巧合令人沉思，正合了杜牧《阿房宫赋》中的一句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古人在接近中年时，如果处境不利，遇上不顺心的事，便自觉老了。谢安有中年哀乐之感，所以袁枚称谢安“能支江左偏安局，难遣中年以后情”。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在宋神宗熙宁八年（175）写的，时年三十九岁，就在词中自称“老夫”。因苏轼当时外放山东密州，仕途不利，心情郁闷。朱敦儒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81）。宋室南渡是在钦宗靖康二年（1127），朱敦儒年四十六岁。这首词是南渡以后的作品，作于朱敦儒四十六岁以后，故起笔便自叹“刘郎已老，不管桃花依旧笑”。这里暗用两个典故。中唐诗人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句。《再游玄都观》诗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句。刘郎与桃花的关系就是从这里来的。第二句用唐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桃花与笑的关系。作者截去“春风”二字，与“老”字押韵。刘禹锡两度被贬，仕途坎坷，再游玄都观时，已五十六岁，进入老境。朱敦儒可能感到自己与刘禹锡有某些相似点，且又已入老境，故以“刘郎”自拟。“桃花”用在此处，一方面与“刘郎”有关，另一方面也含有某种象征意义。朱敦儒在靖康之难以前，在洛阳过着才子词人浪漫疏放的生活，从他的一首《鹧鸪天》词中就可以看出：“曾为梅花醉不归，佳人挽袖乞新词。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碧争斟翡翠卮。”由于金人鼙鼓动地来，才惊破了他的佳人诗酒梦。国亡家破，南逃以后的朱敦儒一下子觉得自己变得衰老了。“桃花”没有变，“依旧笑”；而词人的心境却变了，变老了。尽管南宋统治者还在“西湖歌舞几时休”，而朱敦儒却对过去“佳人挽袖”，醉写新词的生活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兴了，所以他“不管桃花依旧笑”。桃李春风、儿女情长都已与己无干，表达的是人老万事休的沧桑之感。

他在《雨中花》词中也曾无限感慨地说：“塞雁年年北去，蛮江日日西流。此生老矣，除非春梦，重到东周。”又一次表现了他自感衰老的心情。

在这种凄苦潦倒心绪支配下，百无聊赖，他也想听听琵琶。但他不像宋代的某些高官那样，家蓄歌儿舞女，他只好到歌妓深院里去听了。重院，即深院。谢家，即谢秋娘家。谢秋娘，唐代名妓，故诗词中常用谢家代指妓家，或指诗人所爱恋的女子家。如唐张泌《寄人》：“别梦依稀到谢家”。温庭筠《更漏子》：“惆怅谢家池阁。”都可说明这种用法。

过片，紧承上片听琵琶而来。“曲终人醉”的曲，指琵琶曲。词人听完“谢家”的琵琶曲后，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有怎样的感受？是乐还是愁？这是下片词意发展的关键处。在这关键处，作者笔锋决定性地一转：“多似浔阳江上泪”，这一转，决定词意向愁的方面发展。白居易在浔阳江听到琵琶女弹琵琶，自伤沦落，心情激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朱敦儒为什么“多似浔阳江上泪”？下文提出了明确的答案：“万里东风，国破山河落照红。”原来朱敦儒感到眼前东风万里，依然如故，惟有中原沦陷，山河破碎，半壁山河笼罩在一片落日馀晖中，尽管还有一线淡淡的红色，但毕竟已是日薄西山，黄昏将近了。词人把破碎的山河置于黯淡的夕照中，用光和色来象征和暗示南宋政权已近夕照黄昏，中原失地，恢复无望。这对于身遭国难，远离故土，流落南方的词人来说，怎能不痛心？怎能不“多似浔阳江上泪”呢？！落照红三字，即是夕阳西下的眼前之景，亦隐喻宋季国运的衰微气象。 这种国破家亡之痛，在他的另一首词《采桑子·彭浪矶》中也有十分明显的表示：“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碧山对晚汀洲冷，枫叶芦根，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由此可见朱敦儒身经国亡家破之难，流离转徙于南方之后，贯串在他词中的主流始终是一颗对国家民族的拳拳赤子之心，一种感人至深的爱国激情。千百年后读之，仍令人心情激荡不已。

这首词上片描写淮南边城合肥的荒凉萧索景象，下片在对昔日游冶生活的怀念中隐隐透露出一种“黍离”之悲。无限感慨，都在虚处。

上片描写边城合肥的萧条景象和自己触景而生的凄苦情怀。南宋时，淮南已是极边，作为边城重镇的合肥，由于经常遭受兵灾，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发端两句，概括写出合肥城的荒凉冷落。“合肥巷陌皆种柳”，词人将“绿杨巷陌”置于“秋风”“边城”的广阔背景中，以杨柳的依依多情反衬秋日边城的萧瑟无情。就更容易突现那“一片离索”。宋朝王之道《出合肥北门二首》描绘南宋初年合肥附近的残破景象是“断垣甃石新修垒，折戟埋沙旧战场。阛阓凋零煨烬里，春风生草没牛羊”。“一片离索”全属写实。然而，这两句还只是粗线条的勾勒，犹如一幅大型油画，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画面的总体轮廓：萧索的边城街巷中，一片杨柳在秋风中袅舞；及至近处观察，读者仿佛进入了具体的画境，见到军马嘶鸣，行人匆匆，戍楼孤耸寒角悲吹。“马嘶”、“吹角”诉诸听觉，旅人、“戍楼”诉诸视觉；这些意象，或处于运动之中，或呈现为静态，在萧瑟的秋风中交织成一幅画面，调动起读者各种不同的感官，使之充分感受到边城遭受兵燹那种特有的凄凉气氛。接着，作者抛开对客观景物的描绘，将自己此时的心情用“情怀正恶”四字，沟通了与读者的联系，随即又在上述这幅画面上抹上“衰草寒烟”的浓重一笔，再着一“更”字，寓情思于景语中，于是，画面便在景情交融的高度上融为一体了。至此意犹未尽，歇拍二句再反实入虚，借助带有某种特殊格调的比喻，传写自己身临其境时的感觉：行经这座曾经繁华一时的名城，就好像当年随将军出塞的士兵，在荒无人迹的沙漠上艰难地跋涉，所感受到的是四处萧条，一片荒凉，让人难以忍受的无边无际的寂寞孤独。部曲，此泛指军队。迤逦，曲折连绵貌。这个比喻，为暗淡的画面注入了一定的时代特色，它启发当时的读者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靖康之变以来的种种往事，不禁兴起沉深的家国之恨，身世之愁。因而，这句比喻性联想所触发的沧桑之感，也就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了画面的意境。

下片换头由“追念”二字引入回忆，思绪折转到过去，带起整个下片。碧水红荷，画船笙歌，往日西湖游乐的美好生活，令作者难以忘怀。淳熙十四、五年间，姜夔曾客居杭州，他在当时所写的一首《念奴娇》词中，曾以清新俊逸的笔调，倾吐过对于西湖荷更的深情：“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此时，肃杀的秋风已把南浦变成一片萧索，西湖荷更那幽幽的冷香可能也随着“水佩风裳”的凋零而消逝了吧？“旧游在否”一句设问，将词意稍稍振起，调节一下叙述的节奏。“想如今”句以揣测的语气写对西湖荷更的凋落的想象。前一句写人，后一句咏荷，而于咏荷中也暗寓着抚今追昔、人事已非的沧桑感。这两句与换头三句所描绘的画面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在时间上则是一个过渡，即由追念转到今天。如果说换头三句是通过对西湖的优美风光及游乐生活的描绘，反衬了淮南合肥的冷落，则此二句对于西湖萧条秋景的描写，乃是由于作者置身于淮南的现实环境，受到周围景物的触发，因“情怀正恶”而对西湖景物进行联想的结果，时空的穿插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作者愈是感到眼前环境的凄凉黯淡，对西湖旧游的怀念之情就愈加强烈。于是，以下几句，作者索性放笔直抒这种不能自己的感情。“漫写羊裙”，用王献之书羊欣白练裙的故事。《南史·羊欣传》载，南朝宋人羊欣，年少时即工于书法，很受王献之的钟爱。羊欣夏天穿新绢裙（古代男子也着裙）昼寝，王献之在他的新裙上挥笔题字，羊欣看到王献之的墨迹，把裙子珍藏起来。这里“羊裙”代指准备赠与伊人的字幅墨迹。作者想象着：要把表达他此刻心情的信笺系到雁足上，让他捎给心爱的情人。写到此处作者犹觉意思未尽，但是，姜夔却把鸿雁传书这个人们熟悉知的故事再翻进一层：只怕大雁行色匆匆，不肯替我带信，因而耽误了日后相见的约会。所以，“羊裙”只是空写，怀友之情也就始终无法开解，这就使读者对词人的寂寞处境和悲伤情怀更加同情。

这也是姜夔的一首自度曲。序中所说的“犯”调，就是使宫调相犯以增加乐曲的变化，类似西乐的转调。所谓“住字”，即“杀声”，指一曲中结尾之音。《凄凉犯》这个词调，是仙吕调犯商调，两调住字相同，所以可以相犯。关于它的声情，正像龙榆生所说：“在整个上片中没有一个平收的句子，把喷薄的语气，运用逼侧短促的入声韵尽情发泄。后片虽然用了两个平收的句子，把紧促的情感调节一下；到结尾再用一连七仄的拗句，显示生硬峭拔的情调。”（《词曲概论》）姜夔在行都（杭州）令国工吹奏此曲，谓“其韵极美”。曲调与词情契合，声情并茂具有一种独特的音乐美，体现了姜夔高度的音乐修养。

古人在接近中年时，如果处境不利，遇上不顺心的事，便自觉老了。谢安有中年哀乐之感，所以袁枚称谢安“能支江左偏安局，难遣中年以后情”。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在宋神宗熙宁八年（175）写的，时年三十九岁，就在词中自称“老夫”。因苏轼当时外放山东密州，仕途不利，心情郁闷。朱敦儒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81）。宋室南渡是在钦宗靖康二年（1127），朱敦儒年四十六岁。这首词是南渡以后的作品，作于朱敦儒四十六岁以后，故起笔便自叹“刘郎已老，不管桃花依旧笑”。这里暗用两个典故。中唐诗人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句。《再游玄都观》诗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句。刘郎与桃花的关系就是从这里来的。第二句用唐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桃花与笑的关系。作者截去“春风”二字，与“老”字押韵。刘禹锡两度被贬，仕途坎坷，再游玄都观时，已五十六岁，进入老境。朱敦儒可能感到自己与刘禹锡有某些相似点，且又已入老境，故以“刘郎”自拟。“桃花”用在此处，一方面与“刘郎”有关，另一方面也含有某种象征意义。朱敦儒在靖康之难以前，在洛阳过着才子词人浪漫疏放的生活，从他的一首《鹧鸪天》词中就可以看出：“曾为梅花醉不归，佳人挽袖乞新词。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碧争斟翡翠卮。”由于金人鼙鼓动地来，才惊破了他的佳人诗酒梦。国亡家破，南逃以后的朱敦儒一下子觉得自己变得衰老了。“桃花”没有变，“依旧笑”；而词人的心境却变了，变老了。尽管南宋统治者还在“西湖歌舞几时休”，而朱敦儒却对过去“佳人挽袖”，醉写新词的生活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兴了，所以他“不管桃花依旧笑”。桃李春风、儿女情长都已与己无干，表达的是人老万事休的沧桑之感。

他在《雨中花》词中也曾无限感慨地说：“塞雁年年北去，蛮江日日西流。此生老矣，除非春梦，重到东周。”又一次表现了他自感衰老的心情。

在这种凄苦潦倒心绪支配下，百无聊赖，他也想听听琵琶。但他不像宋代的某些高官那样，家蓄歌儿舞女，他只好到歌妓深院里去听了。重院，即深院。谢家，即谢秋娘家。谢秋娘，唐代名妓，故诗词中常用谢家代指妓家，或指诗人所爱恋的女子家。如唐张泌《寄人》：“别梦依稀到谢家”。温庭筠《更漏子》：“惆怅谢家池阁。”都可说明这种用法。

过片，紧承上片听琵琶而来。“曲终人醉”的曲，指琵琶曲。词人听完“谢家”的琵琶曲后，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有怎样的感受？是乐还是愁？这是下片词意发展的关键处。在这关键处，作者笔锋决定性地一转：“多似浔阳江上泪”，这一转，决定词意向愁的方面发展。白居易在浔阳江听到琵琶女弹琵琶，自伤沦落，心情激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朱敦儒为什么“多似浔阳江上泪”？下文提出了明确的答案：“万里东风，国破山河落照红。”原来朱敦儒感到眼前东风万里，依然如故，惟有中原沦陷，山河破碎，半壁山河笼罩在一片落日馀晖中，尽管还有一线淡淡的红色，但毕竟已是日薄西山，黄昏将近了。词人把破碎的山河置于黯淡的夕照中，用光和色来象征和暗示南宋政权已近夕照黄昏，中原失地，恢复无望。这对于身遭国难，远离故土，流落南方的词人来说，怎能不痛心？怎能不“多似浔阳江上泪”呢？！落照红三字，即是夕阳西下的眼前之景，亦隐喻宋季国运的衰微气象。 这种国破家亡之痛，在他的另一首词《采桑子·彭浪矶》中也有十分明显的表示：“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碧山对晚汀洲冷，枫叶芦根，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由此可见朱敦儒身经国亡家破之难，流离转徙于南方之后，贯串在他词中的主流始终是一颗对国家民族的拳拳赤子之心，一种感人至深的爱国激情。千百年后读之，仍令人心情激荡不已。

这首诗描绘了谢氏，一个拥有神武功夫的东蛮人，用其不凡的才能和勇气为唐朝效力，并在战争中获得胜利。他的成就受到皇帝和百官的赞扬，并传颂至今。整首诗充满了对英雄壮举的赞美和对民族团结的呼唤，展现了中国文化中重视忠诚、勇气和荣誉的价值观。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庭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第一首诗用的是苏武和田横的故事。苏武是汉武帝派到匈奴去的使者，被匈奴扣留。在匈奴期间受尽折磨，但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于是匈奴就把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田横是齐国君主田氏族人，与从兄田儋、兄田荣一起反秦。后来，韩信破齐，田横自立为齐王，边附彭越。彭越边汉后，田横就率领其宾客和部属伍佰人逃至海岛。后来刘邦先许以封侯安抚田横，未成，就威逼田横边汉。田横从大局出发，同意去洛阳议事，至洛阳附近三十里处自刎，以头献刘邦，刘邦以王礼葬田横。苏武后来边汉了，而李白什么时候能够回边长安呢？这是诗人所困惑的。当时，唐朝的守城将士战死的战死，投降的投降。李白像当年被困匈奴的苏武、被困海岛的田横一样，也被困在沦陷区内。他与妻子不得不换上胡人的衣装，趁着茫茫的月色，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长安。他奔走的方向与众多逃亡人的方向恰恰相反。诗人以苏武、田横自况，表现其不屈的气节。

第二首诗这里化用了崔骃（字亭伯）和李陵的故事。崔骃为幽州从事时，谏刺史不要与燕刺王通，后来刺王失败了，崔骃被提拔为侍御史。后来窦太后临朝，他与窦宪不合，被窦宪排挤，让他“出为长岑长”，他认为太远了，就不去就任。这就是李白所说的“亭伯去安在”。李陵是汉将，与匈奴战，失败了，投降匈奴。李白写这两个人的故事，反映了李白内心的复杂性。亭伯是逃避的，李陵是投降的。李白是想逃避呢，还是想投降？只能留给人们去思考。李白这次奔走的目的地是长安。虽然自己所面临的情势万分危急，但李白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到达长安，觐见玄宗，献上自己的灭敌大计。但是，还没等李白到达长安，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李白在路上也不得不换上胡衣，这正说明了当时形势的严峻。

第三首诗用的是鲁仲连的故事。鲁仲连，亦称鲁连，战国时名士，多谋略，善言辩。赵孝王九年（前257年），秦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迫于压力，魏王派使臣劝赵王尊秦为帝，赵王犹豫不决。鲁仲连以利害说赵、魏两国联合抗秦。两国接受其主张，秦军以此撤军。2余年后，燕将攻占并据守齐国的聊城。齐派田单收复聊城却久攻不下，双方损兵折将，死伤严重。鲁仲连闻之赶来，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书信，射入城中，燕将读后，忧虑、惧怕，遂拔剑自刎，于是齐军轻而易举攻下聊城。赵、齐诸国大臣皆欲奏上为其封官嘉赏。他都一一推辞，退而隐居。李白将自己比作鲁仲连，认为自己尚有救国良策，希望能够为玄宗所用。鲁仲连能够成就功业而隐居，而李白呢？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才华和谋略不能被采用而心中忿忿。

第四首诗用的是申包胥的典故。从这首诗来看，李白的立足点在函谷关内（西）。诗的意思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都被安史乱军占领，所以洛阳之水、嵩山如同边疆的易水、燕山。自己本想效法申包胥痛哭秦庭，劝说玄宗抗击叛军，可是此时函谷关以东尽为敌军所得，形势万分危急。李白不得不从华山经商洛大道转道江南，又经溧阳、杭州、金陵，隐居庐山屏风叠，静观形势的变化。从诗中可以看出李白之所以跟从永王，是因为想效法申包胥恸哭乞师，以救国家之难。

第五首诗主要抒发诗人在奔亡途中的迷茫情绪。前半部分重在描写途中所见的景物，其景语都是情语。茫茫湖水、青青芦叶都可以看作是诗人愁绪的反映。夕阳就要落入大江对岸的西边了，而诗人的边心还不知在何处，其愁绪不言自明。后半部分进一步抒发愁情。歇马在春草迷离的路边，可见在战乱中不知往哪儿走，诗人心中非常迷茫。而在这个时候又听到了子规鸟的连声啼叫，在几近亡国的危局中又听到这样凄惨的叫声，真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无疑更是加深了诗人的愁情。

这五首诗是后人研究“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李白行踪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在这些诗中，李白先后引用涉及苏武、田横、崔骃、李陵、鲁仲连等很多历史人物的典故，诉说自己所看到的一幕幕战争场景，表达了自己遭逢国家变乱之时的思想情感。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中“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