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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是借题“於潜僧绿筠轩”歌颂风雅高节，批判物欲俗骨。诗以议论为主，但写得很有风采。

据《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人高雅，生性喜竹。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便马上令人种竹。有人问其原故，他不予正面解释，“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借此典而颂于潜僧。因为典故中有着那样一位风采卓异的形象，诗入又用了“可”、“不可”这样的选择而肯定的语气，一位超然不俗的高僧形象便立刻跃然纸上。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是对“不可使居无竹”的进一步发挥。它富哲理，有情韵，写出了物质与精神、美德与美食在比较中的价值；食无甘味，充其量不过是“令人瘦”而已；人无松竹之节，无雅尚之好，那就会“令人俗”。这既是对于潜僧风节的赞颂之语，也是对缺乏风节之辈的示警。接着用“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申足此意，就更鞭辟入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只要有了高尚的情操，就会有松柏的孤直，梅竹的清芬，不畏强暴，直道而行，卓然为人；反之，就会汲汲于名利，计较于得失，随权势而俯仰，视风向而转移，俗态媚骨，丑行毕现。这种人，往往自视高明，自以为得计，听不进奉劝，改不了秉性，所以诗人说这种“俗士不可医”——医之无效。

以上为第一段。这一段的特点是：出语精警，议论精辟，发人深省。

文似看山不喜平。上面全是诗人议论，虽出语不凡，但若直由诗人议论下去，便有平直之嫌，说教之讥。因而下段重开波澜，另转新意。由那种“不可医”的“俗士”站出来作自我表演，这就是修辞学中的“示现”之法：“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这个“旁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俗士”。他听了诗人的议论，大不以为然；他虽然认为“不可使居无竹”是十足的迂阔之论，腐儒之见，但在口头上却将此论说成“似高、似痴”，从这模棱两可的语气里，显示了这种人世故、圆滑的特点；他绝不肯在论辩中作决绝之语而树敌。

下面是诗人对俗士的调侃和反诘：“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诗意谓：又想种竹而得清高之名，又要面竹而大嚼甘味，人间何处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等美事。名节高的人难得厚富，厚富的人难得名高；做官的人无暇学仙，得道的人无暇做官；食肉的人无高节，高节的人不食肉；两种好处都不能兼得，多种好处就更不能兼得了。

这首诗以五言为主，以议论为主。但由于适当采用了散文化的句式（如“不可使居无竹”、“若对此君仍大嚼”等）以及赋的某些表现手法（如以对白方式发议论等），因而能于议论中见风采，议论中有波澜，议论中寓形象。苏轼极善于借题发挥，有丰富的联想力，能于平凡的题目中别出新意，吐语不凡，此诗即是一例。

此诗首句点出人物，以“轻薄儿”三字，恰如其分地概括出了王孙公子的特性。“面如玉”一般形容女子容颜美，这里用来描画“紫陌春风”中的轻薄儿，有揭露和讽刺的意味。接着交代时间是春日，地点是京城。公子哥儿日日游冶，恣情玩乐，仿佛他们所骑的马的脚也被都城的春风缠住了似的。再接下去写公子的坐骑和服饰：坐的是绣有鹘鸟飞翔的马鞍，蹬的是发出耀眼光芒的脚踏，身着丝绸绣花长衫，还系上华贵的犀牛皮腰带。这就初步勾画出一个冠盖华美、意气骄横的纨袴儿形象。这是第一层。

中间四句是第二层，通过两个典型细节，进一步揭露轻薄儿的骄奢。一是写轻薄儿拿起缀着珊瑚的马鞭，在绿荫覆盖的大道上，当空挥舞，光彩四溢，比流星飞过夜空还要灿烂夺目。另一个细节是“背拉金吾”，写这位公子一脸酒气，满眼凶光，带着一帮家奴，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为所欲为，甚至倚仗权势，当众把维持治安的官吏金吾也推搡开去。可见其飞扬跋扈、骄横放肆已到了何等程度。

第三层，即结尾四句，进一步写公子恣意冶游、荒淫无耻、夜以继日的浪荡生活。末句更以由美人扶入内室的细节，将其腐朽生活揭露无遗。全诗以出游始，以归家结，通过公子一天内的所作所为，集中概括了这一阶层声色犬马的腐朽生活，从一个侧面揭露了中唐时期上层社会的腐败。

全诗只“轻薄儿”三字是作者的直接评述，其余全是客观描述，让事实说话。作者的倾向性只是在描写中自然地显现。如首句中的“面如玉”三字，暗示出这位公子哥儿一贯过着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作者始写其面如美玉，继而写其花天酒地的狰狞丑态，最后把藏在华丽躯壳中的肮脏灵魂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从前后映照中，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王孙公子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作者的揶揄嘲弄之情亦含蕴其中了。又如，末句的“入门不肯自升堂”的“不肯”二字，刻画轻薄儿在美人面前的矫揉造作和丑恶心灵，都显得辛辣有力，鞭辟入里，透露出作者深深的憎恶和鄙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讽刺诗。

这首诗，色彩秾丽而风格冷峻，造语生新面而笔锋犀利。奇特的想象，典型的细节和精妙的比喻，使诗中人物形象突出。如“紫陌春风缠马足”的“缠”字，极富想象力，而又新颖贴切。诗人让春风都来追随、趋奉公子，为其催送马蹄，则其炙手可热、骄矜得意之态，自是不言而喻的了。皇甫湜曾说顾况“偏于逸歌长句，骏发啅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顾况诗集序》）于此诗中，可见一斑。

这首诗描述了一条绝望的死水，作者认为即使清风吹过也无法扰动它。因此，他建议将废旧物品丢在死水中，让自然的力量逐渐转化这些物品，让它们变成绿色的铜和桃花般的锈迹，甚至可以制成华丽的衣服和云霞。最终，死水将酵成绿色的美酒，泡沫上满是珍珠般的小泡泡，即使被偷酒的蚊子咬破也会变大。作者认为，即使是绝望的死水也可以变得生动有趣，如果青蛙能唱出歌曲，就更加增添了活力。此外，作者还提出可以让丑陋的事物来“开垦”死水，创造出新的世界，这是对美与丑、死亡与生命等自然对立面的思考。

卢照邻是一个传统文化修养极深的文士，他所处的初唐时期，中国禅宗尚在发展期，属道信、弘忍传法时期。卢照邻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在这首诗中，将诗情与禅境、才学相结合，写出了禅诗中难得一见的绚丽多姿、气韵流转的作品。该诗中，作者首先将有安禅师塔的赤谷（在今陕西周至县东南）写得多姿多彩、生机盎然。禅师塔本是存置禅师骸骨或舍利的地方，端坐塔旁，最易生悲哀之心。可是，既然是写禅师塔的环境，眼光与心境就应该不一般。果然，作者闻到的是酒香与花香，看到的是水光与山色，他的诗兴与酒兴一起勃发。他与友人谈佛论道。那玄微的真如至理，他无法把握，但眼前禅师之塔旁，大自然生生不息之道却历历可见。禅师固然已故去，但他塔旁的丹桂与白云、水华与山翠似在向诗人昭示着自然之道。这一切不用说，也说不清。就像轮扁批评古人之言为糟粕一样，卢照邻也将十二部佛典与五千字的《道德经》置之一旁，最后去山中种灵芝去了——不仅为了长生，更是因为爱好。该诗中所表现出的对自然的皈依、对经卷的批判，都为后世禅家所发扬。

这首诗是咏物之作，但又有自寓自喻的况味。诗人赞美小白鹭具有纯洁自守、与众不同的高格调，祝愿着它有远大美好的前程。

“白鹭儿，最高格。”开头两句，就带有人类的道德评价色彩，作者套用到他所描写的动物身上去了，这就决定了这首诗所歌咏的实际对象，决不是现实世界中的无知的鸟，而是意象世界中的具有高尚情操的入。“毛衣新成雪不敌”，小白鹭的品格体现在羽毛的纯洁胜雪，而且不似众禽的喧呼叫噪，好于张扬自炫，而是宁静自守，修身养性，洁身自好。“孤眠芋芊草，久立潺潺石”两句，形象而具体地刻画出白鹭儿的居处环境和神态。它所居之处绿草丰美，芳馨清丽；所立之石乃在潺潺溪水之中，真可谓“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孤眠”、“久立”两句不仅写出白鹭儿的身姿神态，而且象征着不随声附和、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独立不移的品格。“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碧。”在“孤眠”、“久立”之后，前方没有阻挡，白鹭振翅飞向遥空，“云”在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云彩了，在作者眼里“云”象征着革新的阻力，而“无云”两字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希望在贬谪之后，前方能云雾消散，一片清明，给自己一片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空间。“正无云”而“飞去”更象征着高远的理想，果敢的行动。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透过白鹭儿的外表清晰地呈现在人们前，诗人所描写的白鹭儿的形象与品格，也正是自己的人格操守的形象体现。从这一角度而言，此诗也具有拟人的表现手法。

白鹭儿的纯白无瑕，象征高尚品格，作者用它来比拟革新志士，比较准确、贴切。雪白的羽毛，象征他们的清白无垢；在众禽的喧哗中保持岑寂，象征他们在宦官嚣张跋扈时不随声附和；孤眠在草泽之间，久立在泉石之上，象征他们虽然被贬谪在荒僻远郡，但坚贞不屈，特然独立，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最后振翼高飞，直入碧霄，更象征他们远大的理想，希望能继续进行革新事业的雄心壮志。对自鹭形象的描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使读者从这只纯白的珍禽身上，看到了革新志士的最高尚的情操。

这首诗在《刘梦得文集》中入“乐府”类，是作者学习民歌结出的硕果之一。语言明白如话而流走生动，三、七、五字句相递出现，使句法显得富于变化而不呆板。全诗用入声韵，音长短促，产生直截明快的效果，与内容十分协调。

这首诗题旨在于讽刺南朝君主的荒淫失政。

首联“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点地纪游。这二句是说天未破晓，犹能听到静夜中玉漏一声声的滴响，而玄武湖中，鸡鸣埭口，绣襦宫人又已纷至沓来了。这一联的上句涉及宋（因玄武湖宋文帝时方建成，并改今名），下句用齐事，但实际上是泛咏南朝君主游幸频繁，不拘某一代。所谓“玄武开新花，龙舟宴幸频”（《陈后宫》），不言宋、齐、梁、陈，而自可包在其中了二再看一个“催”字，写其游幸之急之沉浸，南朝君主既如此沉于此、忙于此、醉于此，如果不失政，倒是咄咄怪事了。颔联“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这一联言陈后主荒淫比齐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中又寓荒淫相继，后代更胜前朝之意。“谁言”“不及”用反诘的语调加以嘲笑。诗人就是用最为跌宕的句法，由面及点，转入后半首对陈事的重点咏写，因此接着颈联说“敌国军营漂木柿，前朝神庙锁烟煤”，其谓隋军造战船的木片已经飘了过来，意谓隋军压境，形势已十分险恶，然而全无心肝的陈后主却依旧沉湎于女色，荒淫享乐，不祭祖庙，连祖宗也忘记了。这也就暗示着陈朝祖宗之统绪已绝，其覆亡的历史命运绝对是难以逃脱的。陈后主如此，其臣子又是如何：“满宫学士皆莲色，江令当年只费才”，这就是诗的尾联所告诉读者的：后主嫔妃、学士都姿容艳丽，使得当年江总为歌咏她们的姿容而费尽了才华。江总位当宰辅，充尚书令，却被当作“狎客”使用，可见后主荒淫、废弃政事到何种程度。而身为尚书令，位当宰辅的江总，其才华仅用于歌咏妇人容色，又是何等可悲。大小臣工甚众，仅一大市令吴兴章华出来极言强谏，他严正指出：“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三妃而临轩。”这是内。而外他则说：“疆场日蹙，隋军压境。”这真是振聋发聩之忠良之声。然而这严峻存在的内忧外患却统统被陈叔宝这个昏君和江总这帮佞臣忘记得一干二净。陈叔宝与江总们在演戏，君臣都在串演陈朝亡国的悲剧，既毁灭了国家，也毁灭了自己。姚培谦说：“学士满宫，而狎客作相，所贵于才华者，乃只为覆亡之具也乎？”也看到了末联不只仅是讽刺，而是还含有深深的感慨。也正因此，讽刺之意义则更为深刻。

这首诗前半通过典故串合，追括六代，后半专咏陈朝事。其构思以南朝为一整体，点面结合。叙次错综善变，寓讽意于叙述描写之中。清冯浩评曰：“案而不断，荒淫败亡，一一毕露。”诗人虽意在揭示南朝君主荒淫亡国的史实，也不啻是对晚唐统治者的一种严重警诫。

诗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中度过，其诗亦多隐逸之风，这首《伤农》却是一篇富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对封建剥削阶级的奢侈浪费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一粒红稻饭，几滴牛颔血。”此联描述了粮食的来之不易。“红稻”指红色的稻米，不仅清香好吃，且富营养，多供贵族、富豪之家食用。这里不用一碗，而用一粒，便含有农民一年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才有人们碗中之餐，粮食得来粒粒都含着辛苦之意，用词着意甚深。“牛颔血”，牛在耕田时下巴被套绳磨出血来，突出了劳动的艰苦，然而牛既如此人更不堪，诗人借牛颔血烘托了劳动人民耕种的辛苦，每一粒粮食都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和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很是相像。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应该珍惜劳动人民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劳动成果，这是两位诗人写作这类题材的诗之共同宗旨。然而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样，那些不劳而获、不知稼穑的腐朽奢糜之徒是从来都不懂、也不屑去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的。

“珊瑚枝下人，衔杯吐不歇”，此联描绘了富贵豪门家的奢侈与浪费。“珊瑚”，珊瑚枝，因它色彩艳丽，且采摘不易，所以它便显得十分名贵，是官宦贵戚家室内部装饰摆设珍品，由此可知，诗中“珊瑚枝下人”指的便是大富大贵人家的男男女女了，他们终日极尽奢华。下句中的“衔杯吐不歇”便是动劳人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红米做成的饭，被他们在纵酒行乐时如同废物一般吐了出来。

白描的手法与鲜明的对比是诗人采用的艺术手法；语言朴素、形式短小，含义深刻是这首诗的特点。这首诗与李绅的《悯农二首》相比，诗意接近，虽不及李诗影响大，但对农民的疾苦是深切同情，对不劳而获的豪富贵族是深表愤怒的。整首诗朴实、直率地写出悲愤交加的感情，有很强的感染力。

这首诗详细地描写了庆州战役的全过程，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作战情况。诗中对宋王朝忽视边防和宋军将士的怯懦无能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

诗人不是一般地记述这次战败，而是有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开端四句，就揭示出宋朝“王者师”为西夏所败的原因：在于宋对外失策，边防无准备。“无战王者师”是说朝廷的军队有征而无战，因而应该是不可抗拒的。有备才能无患，这是兵书上十分强调的。如今天下太平几十年，“有备无患”虽然还写在兵书上，但早已被人抛弃了。所以宋军遭至到了惨败。“直随秋风寇边城”，含义颇丰，即是写实，也是比喻，西夏这次进犯正值秋天，而西夏寇边，又如秋风扫落叶、长驱直入，写出了西夏敌寇的来势凶猛，“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更见其西夏的声威，成势不可挡之势。敌人的声威如此，而宋朝军队又是什么状况，国家的边防要塞如今有谁在那里指挥，原来竟是一个身为承制之官的乳臭小儿。大吃大喝就是这位承判的事业，他不懂得用兵打仗的谋略。这样的人指挥军队，是一定会失败的。“符移火急蒐卒乘”，照应了开端四句，正面描写宋军的无备。宋军将帅不仅毫无战前的准备，而且大敌当前，竟以为杀敌就如同捆绑尸体那样容易。因此，未组成一个军的兵力就仓促出战了，急急忙忙催促着战士们沿着艰险的山路行走。这些铺叙都深深地隐含着作者的激愤之情，是议论，是抒情，也是对失败原因的总结，是情、事、理的结合。

下面四句则叙述描写了宋军行军的艰难和狼狈的状态。“虏骑笑指声嘻嘻”以敌人的指笑反衬出宋军的失败。上面的“就戮如缚尸”正是成为宋军自己的写照，真是绝妙的讽刺。这一段是铺叙之笔，诗人毫无掩饰地描写宋朝军队从将军到士兵的腐败无能，从而揭示了宋军必败的根源，叙述中，饱含着沉痛的感情。下面宋军惨败的描写，更令人痛心且惨不忍睹。敌人早已窥伺到宋军的行动，出其不意地把山下的道路堵截起来，宋军脱下头盔，向敌人投降，乞求免死。那位承制被敌人反绑着双手，眼泪鼻涕一齐流出来。正当这帮将士进退不知所措时，敌人下令，有技艺的人可以保全生命，“争献小技歌且吹”，真实而又轻蔑地描绘出战场上那种群魔乱舞，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形。“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道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更是对宋军苟且偷生丧师侮国行径的无情揭露。他们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宋军残存的人，被割去了鼻子和耳朵，狼狈地，屎尿淋漓地竟不觉得耻辱地逃了回去。对此诗人极为愤慨，便引发下面的议论，指出了失败的责任和原因：“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地机不见”，即看不出地势险阻对于作战的机宜，再一次揭示了主将的愚昧无知。这四句议论与开端四句相呼应，进一步深化了全诗的主题。

宋诗在表现爱国斗争，抒发爱国思想方面比历代海歌都更为深入，更为直接。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的英雄抱负，已经成为北宋爱国诗歌的共同主题，苏舜钦的诗表现的尤为充分和突出。《宋史》本传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情而以明快豪迈的语言表达，是他诗歌的显著特色。这首诗更充分体现了他这种风格特征。在叙事中，感情激越，气势奔放，语言畅达，充满了一种英雄气概和浓厚的爱国之情，是宋代边塞诗中少有的作品。略显不足的是在修辞上稍嫌粗糙，缺乏回旋转折、含蓄淳泓之妙。其中以“之”所构成的诗句较多，开头结尾都陷于议论，显然是继承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传统，因而使诗明显地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然而，在西昆体纤巧浮靡诗风盛行的情况下，象《庆州败》这样豪放激越的诗歌，无疑是宋代边塞诗中的典范之作。

内容分析

该信由年少事写起，先说自己对高由闻名到识面，三次怀疑高的为人：一疑未必是个人才，二疑未必正直有学问，三疑未必真君子；然后联系高若讷的所作所为得出“决知足下非君子”的结论，确立总的论点。接着为范仲淹辩护，对高若讷的为人进行剖析，而在揭露高趋炎附势的本相时先荡开两笔，一说人的刚果懦弱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二说身惜官位，不敢忤相，此乃庸人之常情。“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然后折回，指责高若讷现在毁范以为当黜，并以此为荣，文过饰非，“此君子之贼也”。先退后进，欲擒故纵，抨击更显厉害。继而又两路出击，严密推理，指出不管范仲淹贤还是不贤，对他过去的升迁和现在的贬斥，作为谏臣的高若讷都有责任：“太抵罪在默默尔。”后引历史事实，说明忠贤奸邪自有公论。再联系现实抬出当今圣上“进用谏臣，容纳言论”的牌子，批评高若讷不能直言的失职行为，并以非谏官的余靖、尹洙的仗义执言作衬托，怒斥他沉默不谏随人高下的可耻。最后又退一步，表示希望对方主持公道作“能一言者”，并说明如若不然，自己愿意将书公之于朝，甘愿承担获罪的严重后果。

在信中，作者驳斥高若讷对革新派范仲淹的诋毁诬蔑，鞭挞了高若讷趋炎附势的卑劣行径，斥责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表示如果高若讷执迷不悟，坚持认为范仲淹当贬，那么就希望他“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一股浩然正气充溢于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不计利害、维护改革、敢于直言的可贵精神。

艺术特色

一、反话正说，直砭肌骨。开篇一段，作者以他对高司谏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作者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作者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司谏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在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很是可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司谏为人人可爱的真君子了。因为高司谏“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作者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司谏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铺叙丰厚曲折，然至此笔触一转，“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书信里直陈其言，毫无遮掩矫饰，言辞犀利，语锋尖锐，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情义激愤的慨然之态。而欲言其弊却先存疑，波澜曲折，笔触激荡。

二、对比叙事，揭其真貌。与其说作者对范仲淹充满同情之心，不如说作者在心底潜隐着“惺惺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这段判词，显示出作者对范仲淹的推重与赏识。正直之人反遭贬黜，刚直本性不得伸展，这已使有识者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谏之流，却要翻白为黑，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令人激愤不平。作者以人之常情来推断，庸人惜身自保，无可厚非；但如高司谏者却要“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诋毁贤能，以其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贼”了。层层推理，婉曲中显现出绵长透辟的说理风格，让人无可辩驳，无可回避。在事理对比中，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

三、穷究其理，无可遁形。作者绵长的说理论证风格还表现在他能够将道理条分缕析，于细微处见深厚的笔力。他依理说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与超群的才能，并以此来反责高司谏：“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节不当，却能在朝为官多年，你身为朝廷谏官，岂不有失职之实？而当其为皇帝‘骤用’之际并无谏讽之语，一旦官事颓败，却又刻意逐贤，不正是谄媚权贵以自保、诋毁贤人以自高吗？”作者义正词严，理据充分，透辟深邃，具有论说家考据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