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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人赠别诗篇中，那些凄清缠绵、低徊留连的作品，固然感人至深，但另外一种慷慨悲歌、出自肺腑的诗作，却又以它的真诚情谊，坚强信念，为灞桥柳色与渭城风雨涂上了另一种豪放健美的色彩。高适的《别董大二首》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篇。

这两首送别诗作于公元747年（天宝六年），当时高适在睢阳，送别的对象是著名的琴师董庭兰。盛唐时盛行胡乐，能欣赏七弦琴这类古乐的人不多。崔珏有诗道：“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时高适也很不得志，到处浪游，常处于贫贱的境遇之中。但在这两首送别诗中，高适却以开朗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激昂慷慨，鼓舞人心。

从诗的内容来看，这两篇作品当是写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以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而且，两个人都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贫贱相交自有深沉的感慨。诗的第二首可作如是理解。第一首却胸襟开阔，写别离而一扫缠绵忧怨的老调，雄壮豪迈，堪与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境相媲美。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开头两句，描绘送别时候的自然景色。黄云蔽天，绵延千里，日色只剩下一点余光。夜幕降临以后，又刮起了北风，大风呼啸。伴随着纷纷扫扬的雪花。一群征雁疾速地从空中掠过，往南方飞去。这两句所展现的境界阔远渺茫，是典型的北国雪天风光。“千里”，有的本子作“十里”，虽是一字之差，境界却相差甚远。北方的冬天，绿色植物凋零殆尽，残枝朽干已不足以遮目，所以视界很广，可目极千里。说“黄云”，亦极典型。那是阴云凝聚之状，是阴天天气，有了这两个字，下文的“白日曛”、“北风”，“雪纷纷”，便有了着落。如此理解，开头两句便见出作者并非轻率落笔，而是在经过了苦心酝酿之后，才自然流一出的诗歌语言。这两句，描写景物虽然比较客观，但也处处显示着送别的情调，以及诗人的气质心胸。日暮天寒，本来就容易引发人们的愁苦心绪，而眼下，诗人正在送别董大，其执手依恋之态，我们是可以想见的。所以，首二句尽管境界阔远渺茫，其实不无凄苦寒凉；但是，高适毕竟具有恢弘的气度，超然的禀赋，他开没有沉溺在离别的感伤之中不能自拔。他能以理驭情，另具一副心胸，写出慷慨激昂的壮伟之音。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是对董大的劝慰。说“莫愁”，说前路有知己，说天下人人识君，以此赠别，足以鼓舞人心，激励人之心志。据说，董大曾以高妙的琴艺受知于宰相房琯，崔珏曾写诗咏叹说：“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写的不过是董大遇合一位知音，而且是官高位显，诗境未免狭小。高适这两句，不仅紧扣董大为名琴师，天下传扬的特定身份，而且把人生知己无贫贱，天涯处处有朋友的意思融注其中，诗境远比崔珏那几句阔远得多，也深厚得多。崔诗只是琴师身世的材料，而高诗却堪称艺术珍品。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可见他当时也还处于“无酒钱”的“贫贱”境遇之中。这两首早期不得意时的赠别之作，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诗人于慰藉中寄希望，因而给人一种满怀信心和力量的感觉。

诗人在即将分手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诗之所以卓绝，是因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如果不是诗人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则不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坚定不移，也就不能使此朴素无华之语言，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

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是诗人为送两位被贬官的友人而作，寓有劝慰鼓励之意。一诗同赠两人，内容铢两悉称。诗除了首尾合起来总写外，中间两联双双分写，不偏祜。颔联上句写巫峡风光，以古民谣典故来暗示李少府所去的峡中荒凉之地；下句写衡阳，暗示王少府去长沙，并希望他能多寄书函。颈联上句写长沙青枫江的帆船，是再写王少府；下句写白帝城，远在古原始森林的巴东，是再写李少府。双双交错进行，结构严密，情感交织。最后两句，是劝藉二人尽可放心而去，不久即可召还。全诗情感不悲观，也不消极。

首联“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诗人首先抓住二人都是遭贬，都有满腹愁怨，而眼下又即将分别这一共同点，以深表关切的问句开始，表达了对李、王二少府遭受贬谪的同情，以及对分别的惋惜。“嗟”是叹息之声，置于句首，贬谪分别时的痛苦已不言而喻。“此别”、“谪居”四字，又将题中的“送”和“贬”点出，轻灵自然，不着痕迹。

作者在送别之地停下马来，与李、王二少府饮酒饯别，“意何如”、“问谪居”，反复致意，其殷切珍重之情，显而易见，一开篇就以强烈的感情，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无怪乎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常侍（即高适）每工于发端。”中间两联针对李、王二少府的现实处境，从二人不同的贬谪之地分别着笔，进一步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和安慰。

“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上句写李少府贬峡中。当时，这里路途遥远，四野荒凉，《巴东三峡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诗人设想李少府来到峡中，在这荒远之地听到凄厉的猿啼，不禁流下感伤的眼泪。下句写王少府贬长沙。衡阳在长沙南面，衡山有回雁峰，传说北雁南飞至此不过，遇春而回。归雁传书是借用苏武雁足系书故事，但长沙路途遥远，归雁也不能传递几封信。

“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上句想象长沙的自然风光。青枫江指浏水，在长沙与湘江汇合。这句写李少府到了长沙，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望着那明净高远、略无纤尘的蓝天，自然会洗尽烦恼。下句想象夔州（即今四川奉节县）的名胜古迹。白帝城为西汉公孙述所筑，在夔州，当三峡之口。这句写王少府到了峡中，可以去古木参天、枝叶扶疏的白帝城凭吊古迹，以求慰藉。

这四句情景相融，结合得自然巧妙，读来自有一种苍凉中饱含亲切的情味。所写之境，从巫峡到衡阳，从青枫浦到白帝城，十分开阔，而分写二人，更显出作者的艺术匠心。作者在两联中，一句写李、一句写王，然后一句写王、一句写李，错综交织，而井然不乱，并且采用了“互文”这种修辞手法中的对句互见的方法，在一联中上句隐含着下句，下句隐含着上句，“巫峡”一联上句写贬谪荒远的凄凉，下句说要多通音信，表面看是对李、王分开讲的，实际上是对两人共同而言。同样，“青枫江”一联上句说流连光景，下句说寻访古迹，实际也是对二人共同讲的。这样，在精炼的字句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既照顾到了二人不同的地点，又表达了对双方一致的情意，诗人巧妙的处理，使写分送二人的困难迎刃而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最后一联：“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诗针对李、王二少府远贬的愁怨和惜别的忧伤，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劝慰，对前景作了乐观的展望。圣代雨露，是古代文人诗中的惯用之语，这里用来和贬谪相连，也还深藏着婉曲的微讽之意。重点是在后一句“暂时分手莫踌躇”，意思是说：这次外贬，分别只是暂时的，你们不要犹豫不前，将来定有重归之日。全诗在这里结束，不仅与首联照应，而且给读者留下无尽的遐思。

这是一首赠别词。全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创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充分体现了作者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词人对老友的眷眷惜别之情，写得深沉细腻，婉转回互，一波三折，动人心弦。

词的上片写与友人久别重逢。元祐初年，苏轼朝为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气类相善，友谊甚笃。元祐三年穆父出知越州，都门帐饮时，苏轼曾赋诗赠别。岁月如流，此次杭州重聚，已是别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穆父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此次又远赴瀛州，真可谓“天涯踏尽红尘”。分别虽久，可情谊弥坚，相见欢笑，犹如春日之和煦。更为可喜的是友人与自己都能以道自守，保持耿介风节，借用白居易《赠元稹》诗句来说，即“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作者认为，穆父出守越州，同自己一样，是由于朝好议论政事，为言官所攻。

以上数句，先从时间着笔，回忆前番离别，再就空间落墨，概述仕宦生涯，接下来抒发作者对仕宦失意、久处逆境所持的达观态度，并用对偶连喻的句式，通过对友人纯一道心、保持名节的赞颂，表明了自己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词的上片既是对友人辅君治国、坚持操守的安慰和支持，也是词人半生经历、松柏节操的自我写照，是词人的自勉自励，寓有强烈的身世之感。明写主，暗寓客；以主慰客，客与主同，表现出作者与友人肝胆相照，志同道合。

词的下片切入正题，写月夜送别友人。“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一句，描绘出一种凄清幽冷的氛围，渲染了作者与友人分别时抑郁无欢的心情。

“樽前不用翠眉颦”一句，由哀愁转为旷达、豪迈，说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离愁别恨而哀怨。这一句，其用意一是不要增加行者与送者临歧的悲感，二是世间离别本也是常事，则亦不用哀愁。这二者似乎有矛盾，实则可以统一强抑悲怀、勉为达观这一点上，这符合苏轼宦途多故之后锻炼出来的思想性格。词末二句言何必为暂时离别伤情，其实人生如寄，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又何必计较眼前聚散和江南江北呢？词的结尾，以对友人的慰勉和开释胸怀总收全词，既动之以情，又揭示出得失两忘、万物齐一的人生态度。

苏轼一生虽积极入世，具有鲜明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但另一方面又受老庄及佛家思想影响颇深，每当官场失意、处境艰难时，他总能“游于物之外”，“无所往而不乐”，以一种恬淡自安、闲雅自适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的纷纷扰扰，表现出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洒脱情怀。

这首送别词中的“一笑作春温”、“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等句，是苏轼这种豪放性格、达观态度的集中体现。然而在这些旷达之语的背后，仍能体察出词人对仕宦浮沉的淡淡惆怅，以及对身世飘零的深沉慨叹。

这是一首和诗，诗人闲话家常，回答友人刘遗民的提问，并对其表示安慰和劝勉之意。

在陶渊明的众多诗文中，《和刘柴桑》向来被人们认为是讨论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重要作品，而有人认为历来将其与陶渊明“雅不欲予莲社”相联系得出陶渊明反佛之说实为误读。清代吴瞻泰《陶诗汇注》谓“此诗为庐山无酒而发”，张玉榖看作是“别刘归家和刘之作”（《古诗赏析》），方东树《昭昧詹言》却说是“和刘即自咏”。见仁见智的理解中，却折射出这首诗歌的潜在容量与张力。题材上，这是首田园交游诗，融田园诗、交游诗于一体，首四句、末八句畅叙交游，中间八句共话田园。

诗歌前四句组成一个独立整体。“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为刘柴桑的问语，“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是陶渊明的答语，二者浑然地融于一体。援引他人的问语入诗，一问一答，是陶诗的新创。陶诗《饮酒二十首》（其九）“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直接镶田父语入诗；《九日闲居》“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直接援引旁人的规劝语入诗，而不是陶渊明的自述语。前两句“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相问，后两句“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作答。陶渊明以“爵”、“虚罍”自比，表示不愿受尘垢的沾染；“寒华”比喻入仕的营苟之人，“徒自荣”表明陶渊明不愿效仿他们，人各有各的操行。从这四句一问一答的方式看，可能在此之前曾有人劝仕过陶渊明（如《归去来兮辞》序云：“亲故多劝余为长吏”），陶渊明作了这首诗表明长期归隐的心迹，算作回答。这种问答体的写作范式，对后来杜甫 “三吏三别”的创作影响很大。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是兴来之笔，半空劈面而至；“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陡然作答，前句淡然，后句紧促，奠定了全诗的内容基调。下句“良辰”、“奇怀”紧承“未忍言索居”而来，是“未忍”的落脚点；“挈杖”、“西庐”展现的是隐居之人、之境的惬意、悠然。整体构筑而出的是一幅人、物交相而织的静穆画面。这种静谧随着一“入”一“还”，顿时洋溢着的仿佛满是动感，微微起伏着，荡漾着。这一“入”一“还”，带着鲜明的方向感，仿佛由画面的一个小角边缘向中央延展。“入”动作轻快敏捷，“还”行动缓慢蹒跚，在同一组动态的画面中构成鲜明的比照。一急一缓，朝着同一方向进发，目标的指向上传递而出的是同一种浓郁的归宿感，一种自然、温馨、心灵的归宿。“良辰”给人的是扑面而来的自然春光，下句“新畴”、“谷风”、“春醪”的田园风光，就围绕着“良辰”而展开。“良辰”成了中间八句田园写景的“诗眼”。“奇怀”情意深长，耐人寻味。陶渊明嗜奇，爱读奇书，好采“奇”字入诗。“奇翼”、“奇文”、“奇歌”、“奇光”、“奇姿”、“奇绝”、“奇踪”等意象，在其笔端层出不穷，铸造奇幻纷纭的精彩世界。

如果说“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展示更多的是幽雅、闲适，那么“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就顿然衰败不堪了。“荒途”、“无归人”、“时时”、“废墟”，字字用力，着墨狠重。显然前后两组镜头有着天壤之别，但却又都是真实的描绘，是诗人“挈杖还西庐”途中所见的真实写照。诗人所处的江州为东晋军事重镇，屡经桓玄、卢循叛军的蹂躏掳掠。诗人也不止一次地描绘过这种衰败：“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归园田居》其四）、“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还旧居》）。回看这些诗，语气外似平淡，但一个个狠重、密集的衰败意象攒集，其力透纸背的力量也绝不逊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平淡之中，却足以穿透时空，传响于古今。这种“诗而史”的写法，表明诗人在欣赏着“良辰入奇怀”的惬意与飘然时，并未忘怀现实。他依然还在回答着“未忍言索居”中“未忍”的理由，亲旧固然是一方面，“良辰”也是一方面，但他最“未忍”忘却的恐怕要算是触目惊心的废墟了。留下来整饬这些时时可见的“荒途”与“废墟”，就成了他不“见招”于“山泽”的最大原由。“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清晰地展示着诗人整饬一新的景象；“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一种整饬后的劳累与欢愉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四句既是自然田园风光的描绘，也是一种社会风光的象征性写照。陶渊明并非真的忘却世事，在百事凋敝、儒业失传的年代里，他牢记“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着本分的事。弃官归隐后，他从事讲习之业（《感士不遇赋》序），传授门生。所以诗中“茅茨”、“新畴”，就不是简单的自然物象，而是如屈原《离骚》中“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一样，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不仅仅是香草之名，而且成了诗人培养下人才的代名词。所以这四句写景之中，又暗蕴着比兴之体。

“栖栖”以下六句，作者又从大处上进行劝勉，回想尘世中的事，忙忙碌碌，而现在岁月已使人们彼此越来越远。耕田织布，只要自己够用，也没有过高要求。百年之后，身体与名声是都会被淹没的啊！这种人生苦短的思想自然有消极的成分，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浮云富贵，敝屣功名的观点也好似一副清凉剂，对那些热衷于刀口上舔血的如蝇小人也是一篇极好的醒世之文。

全诗语言朴素，平白如话，娓娓道来，亲切感人，给人一种情真意切，平易随和之感。

这是一首赠别词。全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创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充分体现了作者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词人对老友的眷眷惜别之情，写得深沉细腻，婉转回互，一波三折，动人心弦。

词的上片写与友人久别重逢。元祐初年，苏轼朝为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气类相善，友谊甚笃。元祐三年穆父出知越州，都门帐饮时，苏轼曾赋诗赠别。岁月如流，此次杭州重聚，已是别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穆父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此次又远赴瀛州，真可谓“天涯踏尽红尘”。分别虽久，可情谊弥坚，相见欢笑，犹如春日之和煦。更为可喜的是友人与自己都能以道自守，保持耿介风节，借用白居易《赠元稹》诗句来说，即“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作者认为，穆父出守越州，同自己一样，是由于朝好议论政事，为言官所攻。

以上数句，先从时间着笔，回忆前番离别，再就空间落墨，概述仕宦生涯，接下来抒发作者对仕宦失意、久处逆境所持的达观态度，并用对偶连喻的句式，通过对友人纯一道心、保持名节的赞颂，表明了自己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词的上片既是对友人辅君治国、坚持操守的安慰和支持，也是词人半生经历、松柏节操的自我写照，是词人的自勉自励，寓有强烈的身世之感。明写主，暗寓客；以主慰客，客与主同，表现出作者与友人肝胆相照，志同道合。

词的下片切入正题，写月夜送别友人。“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一句，描绘出一种凄清幽冷的氛围，渲染了作者与友人分别时抑郁无欢的心情。

“樽前不用翠眉颦”一句，由哀愁转为旷达、豪迈，说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离愁别恨而哀怨。这一句，其用意一是不要增加行者与送者临歧的悲感，二是世间离别本也是常事，则亦不用哀愁。这二者似乎有矛盾，实则可以统一强抑悲怀、勉为达观这一点上，这符合苏轼宦途多故之后锻炼出来的思想性格。词末二句言何必为暂时离别伤情，其实人生如寄，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又何必计较眼前聚散和江南江北呢？词的结尾，以对友人的慰勉和开释胸怀总收全词，既动之以情，又揭示出得失两忘、万物齐一的人生态度。

苏轼一生虽积极入世，具有鲜明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但另一方面又受老庄及佛家思想影响颇深，每当官场失意、处境艰难时，他总能“游于物之外”，“无所往而不乐”，以一种恬淡自安、闲雅自适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的纷纷扰扰，表现出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洒脱情怀。

这首送别词中的“一笑作春温”、“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等句，是苏轼这种豪放性格、达观态度的集中体现。然而在这些旷达之语的背后，仍能体察出词人对仕宦浮沉的淡淡惆怅，以及对身世飘零的深沉慨叹。

白居易有两个好友，年轻的时候跟元稹交往最深，两人并称“元白”。而晚年则跟刘禹锡的关系较近，并称“刘白”。如果没有二人深厚的友谊，没有白居易对刘禹锡的肯定与欣赏，是不会有这首诗的。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刘白二人相互赏识，也只有这样才有了无拘无束地把酒言欢、吟诗作乐。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国手”一词可以看出诗人对刘禹锡的极尽赏识，但是如此优秀的人才也没办法改变命运坎坷的局面。这句是抱怨刘禹锡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虽然写诗才华横溢，但命运始终让人无可奈何。表现了诗人对当权者的不满与愤怒。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个“国手”遭遇的却是“长寂寞”，不能不说刘禹锡的命运太“蹉跎”了。作为刘禹锡的好友，诗人感到愤怒、失望，为刘禹锡抱打不平。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诗人一方面赞扬了刘禹锡的才情，另一方面对刘禹锡的曲折遭遇表示了同情，这种直率与坦诚绝不是写给一般人的，只有友谊深厚才有如此言语。该二句对当权者和无为者的讽刺，表达了对友人才能的赞赏，以及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与愤懑；刘诗则抒发乐观的情绪，豁达的襟怀，表现出对世事变迁和宦海沉浮的乐观、豁达之情。

刘禹锡为回赠这首诗，写下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有意思的是后人对刘禹锡的这首诗评价更高，尤其认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更能体现刘禹锡乐观、豁达的状态，相比该诗里白居易那副抱怨命运的状态更有意境。不可否认，刘禹锡的诗读来更加的坚韧与豪放，但白居易诗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坦率、真诚，敢于直言，往往将各种问题写入诗中。

清代批评家沈德潜在《说诗啐语》(卷上)中对诗歌的开头的创作说过这样的话，“起手贵突兀……直疑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令人惊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文章的创作。柳宗元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就是这样一篇“令人惊绝”的文章。

本文标题下笔诙奇，出人意料，颇有悬念。王参元是鄜坊节度使王栖曜的小儿子，是作者柳宗元的朋友，朋友家里“失火”，生活失去着落，作者不去劝解、安慰，反而要“祝贺”，实在是“奇特尤甚”(清·过珙《详定古文评注全集》卷七)。

文章开篇，先交代自己从朋友杨敬之处得到王家失火的消息，作者描写了自己听到消息时的思想情绪的变化，“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始”“中”“终”，从时间的角度，反映了作者对“失火”一事的认识过程；“骇”“疑”“喜”，则形象地交代了思考的结果，简洁地概括了为什么要把“安慰”改为“庆贺”的原因。这句话也是全文的纲领。

文章接下来就从“始骇”“中疑”“终喜”三个方面，分三个层次一一进行了说明。

王参元家里经历了一场火灾，连日常生活用品也被烧得一干二净，一个“唯恬安无事是望”的人遭此一劫，确实让人感到很是不幸，让人骇怕，柳宗元起初也是这样的反应，这是人之常情，是一种自然反应。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接着分析“中疑”的原因。孟子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老子以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但柳宗元认为，这样的等待过于长久，也是“荒诞无稽”的，对于一个有志向抱负的人而言，这样长时间的等待是一种折磨，一种生命消耗。王参元所遭遇的这场火灾是否是“福”，是否预示他将要接受“大任”，看看王参元目前的处境，柳宗元并不认为“火灾”与“大有为”“能光明”之问有必然的联系。另外，柳宗元自己也命运多舛，对这类凡人相信的说法有一定的认识与思考，因此他表示不解，表示怀疑。

第三层，具体分析“终喜”的原因，这是全文的重点。王参元勤读古人书，认真创作文章，擅长小学研究，是个“多能”的进士，凭他的学问才识，早就应该得到朝廷的重用，一展“济世救民”的才干，但到如今依旧是“进不能出群士之上”，郁郁不得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王参元无由施展才能呢?作者把笔锋一转，直接刺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渐次展露行文的真正用意。

原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当时之士追求“好廉”的虚名，明明知道王参元的才干，但因为王家有财，怕推荐了王参元就被人说是接受了贿赂，从而影响自己的名誉仕途。作者自责自己也不能免俗，虽然担任“天子近臣”，也怕别人“窃笑”，所以，心里虽然对这样的现象表示不满，但也只是“痛”而已，只能表示无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贿赂公行、猜忌横行、俗见混乱、积毁销骨的不合理现象，也流露了作者对怀才不遇之士的深切同情。

如今一场大火，烧掉了王家的财产，却也让王参元摆脱了多财的累名，也可算是种“幸运”，终于有机会可以推荐他了。“则仆与畿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这看似滑稽可笑的话语中包含着无尽的悲哀。明明相知多年，也充分了解王参元的才学，但终究没有帮助朋友发挥才能，这不能不说是种悲哀。因此这次王参元家失火，虽然家产荡然无存，但人们自可毫无顾忌地与他交往，为之延誉，这正好为王参元扬名提供了大好机会，故值得庆贺。柳宗元庆贺王参元家遭遇火灾，正是意图借这常人看来十分“别扭可笑”的想法来有力地抨击不合理的社会风气。正是因为今后可以“咸得开其喙”“授子而不栗”，所以反而“大喜”了。

接着，作者引用古人的事例来进一步表明自己真实的想法。《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宋、卫、陈、郑灾，陈不救火，许不吊灾，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现在自己面对朋友家遭遇火灾，不仅不“吊”反而过分地“贺”，这样的做法貌似与古人的“不吊”相同，但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柳宗元声明自己上面所说的是愤激的反话，做的是“反事”，并不是真的希望朋友家遭遇火灾而倾家荡产。“颜、曾之养”分别指颜回和曾参的言行。《论语·雍也》中记有“子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回也不改其乐”。《庄子·让王》说“曾子居卫，绲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这两位儒家杰出人物的言行都体现了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境界。柳宗元引用这两位古代贤人的事例目的是鼓励朋友要学习先人的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的高尚品德，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志趣。这两处典故的弓l用把自己的劝慰、朋友的想法和盘托出，语言简洁但富有趣味。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这封信，作者通过奇特的构思表达了严肃的社会问题，在幽默的笔调中寄寓着很深的感慨。情趣事趣皆出，令人回味再三。

《国语·晋语八》有“叔向贺贫”一节，写韩宣子忧贫，叔向反倒向他祝贺，韩宣子不解，于是叔向发表了一番议论：当年栾武子贫而有德，国家赖以为安，其子孙也受到庇护；邵昭子富而无德，“恃其富宠，以泰于国”，结果“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一朝而灭，莫之哀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之不暇，何贺之有?”叔向以贺贫为由，围绕富与德的轻重，引出深刻的道理，文章平易中肯而又风姿摇曳，娓娓动人。本文在表达技巧方面与“叔向贺贫”颇有相通之处。

《报刘一丈书》是答复刘一丈的一封书信。“刘一丈”，名介，字国珍，号墀石。“一”，表排行居长，即老大。“丈”，是对男性长辈的尊称。刘一丈，即一个名叫刘介的长者，排行老大。也是江苏兴化人，与宗臣家有世交，与宗臣父亲厚交4余年。因宗、刘两家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报刘一丈书》中，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世俗的看法，大胆揭露了相府中的丑事，真正表达了对刘一丈的深情厚意。《报刘一丈书》是一篇书信体优秀散文，全文四段，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自然段）是书信的开头部分，写的是客套话，作者以晚辈的身份、恭敬的口气，感谢刘一丈的来信、馈赠，并对其念及老父深表谢意。“数千里之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长者”，年纪大的长辈，指刘一丈。“馈遗”，指馈赠的礼物。“不才”，无才，自谦之词。（我在几千里外，常收到您的来信，以安慰我长久的思念之情，这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何况又承蒙你赠送我礼物，这样我更不知如何报答您了。）“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殷”，深厚的意思。“即”，由此可见。（您信中情谊十分深厚，由此可见您没有忘记我的老父亲，我也理解我父亲深深怀念您了）。这里清楚交待了宗臣老父亲与刘一丈的深厚情谊。正因如此关系密切，宗臣在信中才能对刘一丈无一保留地尽吐激愤。

第二部分（第2、3、4自然段）是信的中心部分。作者针对刘一丈来信中“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这八个字来发议论，引出自责，借题发挥，字字矢弊。第2段，“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孚”，信用、融洽。“称”，符合，配得上。“上下相孚，才德称位”，是刘一丈在信中勉励、劝慰宗臣的话。（上下级互相信任，才与德与自己的地位符合。）刘一丈希望宗臣能上下相孚和称位，勉励宗臣做一个称职的好官，并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对此宗臣有深切的感受。（他谦虚地说，我的才能和品德与职位很不相称，这一点我本来就知道。至于上下互不信任的毛病，我身上表现的就更为严重。）这里表面上是作者自责，实际上是为讽刺时弊预设伏笔。一涉及到这个问题，作者就不禁联想到官场的情况--奸臣当道，贪官满朝，谄媚之徒青云直上，正直之士仕途艰涩。这哪里还谈得上“上下相孚”呢？于是文章很自然的由说自己“不孚”之病，转而为揭露官场的腐朽丑恶架起了桥梁。第3段，揭露上下相孚的真相，这是全文重点。“且今世之所谓孚者何哉？”紧承上文。“且”，提携连词，相当于“再说”、“那么”。“何哉”，反诘嘲讽语气，表现作者不屑一谈，不吐不快的心情。他要把丑恶的东西撕碎给人们看，让人们看看现在的所谓“上下相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文章对此没有空发议论，是用漫画形式勾画出官场现形图。作者以典型化的手法作了形象化的回答。作者描写了客求相公这一组镜头。“客”是下级，是一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小官僚。而作为上级的“相公”，又是喧赫一时的权相严嵩。通过“客求相公”的描写，作者揭示出了这上下互相信任的内幕实质。干谒求见的这一组镜头写的非常精彩。第一个镜头写客见相公之难。先看下级求见时的丑恶姿态。有这么一个下级小官僚“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从早到晚打马奔走，恭候在权贵的门口。“策”，马鞭，这里作动词用，指鞭打。可是“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当守门人故意刁难不肯让他进去的时候，他便甜言蜜语装作女人的媚态，（可看出客者为个人仕途而不择手段）并把袖里藏着的银子偷偷地送给守门人，求守门人帮他一把。“袖”，名词作状语，在袖子中；“私”，偷偷地赠送。“即门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见。”其实守门人得了他的贿赂拿他的名片进去通报了，主人也不会出来立即接见他。“即”，即使。“刺”，名片。“即”，立刻、马上。于是他只好“立厩中仆马之间”，任凭恶气侵袭衣襟，即使饥寒毒热不可忍，他也不肯离开。“抵暮，则前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把他折腾了一天，至到傍晚，那个先前得了贿赂的人才出来告诉他，相公今天累了，谢绝今天会客。请你明天再来吧。“暮”，晚上。到了第二天又不敢不来，他在家里心神不安“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通宵披衣坐着，一听鸡叫赶紧起来梳洗，再骑马赶去敲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反问修辞）？’”这个人已利令智昏，半夜三更去叫门，守门人大为关火，厉声问道：谁？他小声答道：昨天那个客人又来了。守门人更加怒气的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勤快呢？那有相公这个时候出来见客的吗？这里写到“相公倦，谢客矣”“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这里的“相公”是什么意思，作者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相公”是对宰相的尊称，作者在这里故意把权贵们说成“相公”，旨在巧妙地讽刺权奸—宰相严嵩。受到这番冷落，“客心耻之”，他心里也感到耻辱。“耻”，以……为羞耻。但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达到目的“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他强忍着对守门人说：实在没有法子，您姑且放我进去吧！“亡”，通无。“姑容”，姑且。于是“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门者再次得了他所赠的银子，才起来放他进去。他“又立向所立厩中”，又站到他昨天站的马厩里。我们看，一个下级小官僚为了巴结大官吏，以图升官发迹，不得不厚颜无耻的买通把门官，先以甜言蜜词，后以袖内屯金，还要忍受冷遇和侮辱，“立厩中仆马之间”，尝饥寒毒热之苦，尽管碰壁而归，仍不罢休，继续坐而达旦，第二天鸡叫即起，继续走马抵门，门者再次刁难，他始而强忍，继则哀求，最后只得再行贿赂。既使得其进门，仍立厩中仆马之间。这里，作者以传神之笔，把那个下级小官僚的卑劣伎俩，丑恶灵魂刻画的淋漓尽致，唯妙唯肖。展示出一个封建社会上骄下臾的群丑图，这里把门者写得盛气凌人，怒呵怒斥；客者却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其用意是：表现客者为求谒于主者自愿受之的丑态；也是映衬主者跋扈，不可一世）第二个镜头写“客见相公”，请看权者召见时的卑鄙行径。经过两天的努力，两次贿赂，忍受了两次马棚之苦，终于感动了上帝。“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谢天谢地，幸亏主人出来，坐北朝南召见他，他诚惶诚恐地跑上前去爬在台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听得一声主人“进”，他连忙拜了几拜，仍爬在地下故意不起来，起来后马上奉上贿赂的银子。“主者故不受”，而主者故意推托，“则固请”，他就坚持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主人故意坚决不受，他就再三坚决请求。“故”，故意、含假装意。第一个“固”，坚持。第二个“固”，仍是坚持（故固不受，这是故意装出一付清高以遮盖他那贪财之心）。如此诚恳，盛情难却，主人这才“命吏纳之”，叫手下收了银子。他如释重负，大喜过旺，“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他忙又爬下再三拜谢，又故意迟迟不起来。他知道主人即已收下他的银子，一定帮他的忙，他能不感恩吗！“起则五六揖始出。”爬下作了五六个揖才慢慢起来。这段文字最富讽刺意味和喜剧色彩，“南面召见”本是国君召见丞相，这里喻指奸相严嵩专权。那个小官僚听说召见，受宠若惊，立即故作恭谨惶恐之态“惊走”“匍匐”“再拜”“固请”“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一连串的动作描写，步步推进，层层渲染，一个可卑可鄙的小丑形象如在目前，呼之欲出，令人忍隽不掬。更于权者，虽寥寥数字，但声威俱全，一览无余。他自恃为尊，金口难开，只一个字“进”，足见他骄横跋扈，赫赫威势。对“所上受金，故不受”，“故固不受”，故作姿态，虚伪奸诈，令人肉麻。这段话描写刻画出“干谒者”和“权贵者”怎样的丑态？干谒者的丑态：极尽谄媚贿赂之能事；权贵者的丑态：极其贪得而故作清廉。作者主要通过何种描写手法来刻画人物的？主要是行为描写，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刻画人物的丑态。文中连用了三个“故”字，四个“固”字，说明作者为什么反复使用这几个字及其艺术效果。“故”，是故意，虚情假意。“固”，是坚决。这两个字所包含的人的态度是矛盾对立的，作者放到一起，并反复使用，是为了强调“干谒者”和“权贵者”的坚决，实质都是极虚伪的。愈坚决就愈虚伪，愈要掩盖虚伪也就愈坚决，因而也就更显其虚伪，这就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他们极其丑恶的心态。第三个镜头写客见相公后的得意样子。那个小官僚被召见之后，如愿以偿，摇身一变又是一幅面孔。“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亡阻我也。’门者笑揖，大喜，奔出。”他出来对门人作揖道：幸蒙大官人照顾我，希望下次再来不要阻挡我。受门人向他还了一个礼，他便欣喜若狂地跑了出去。“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他骑在马上遇见相识的人，就扬起马鞭对人说：我刚从相府出来，相公很赏识我，很赏识我。并虚假地说了相公厚待的情况，即便是了解他底细的人，也在心里敬畏相公而厚待他了。“所交识”，所与交游熟识的人。“适”，刚才。“厚”，厚待、看重、赏识。相公因得了他的贿金“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相公稍微伺机跟人说一下，某人不错，某人不错！“闻者亦心计交赞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着这话的人也都在心里盘算着一齐称赞他。这里“相公厚我，相公厚我！”“某也贤”“某也贤！”两个反复手法的运用，简直出神入化，把官僚的狐假虎威，奸相的信口雌黄，揭露的淋漓尽致。而那些势利之徒，鹦鹉学舌之状也不唯妙唯肖。文章至此顺势而下，“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与这一段开头写奸者“所谓浮者何哉？”紧相呼应，可谓画龙点睛之笔。这里通过上门者、客者、权者三人丑态栩栩如生的刻画，十分形象的刻画了官场中十分黑暗。所谓“上下相孚”，只不过是上下勾结，欺世盗名的代名词而已。在这种情况下“长者谓仆能之乎？”（您老人家说我能够这样做吗？）这冷言一语，力发千钧，问的有力，表明作者不同流俗的态度和激愤之情。文章转为叙述自己，洁身自好，不肯向权贵们低头的作风。第4段，写作者自己自恃高洁之权贵的品质。“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岁时”，一年的四时节令，指逢年过节。“伏腊”，指夏、冬祭祀的日子，指重要节日。（前面所说的权贵之家，除了逢年过节、伏腊祭祀递一张名帖以示祭祀外，常年不相往来。）从时间上说，在漫长的一年中，作者只有在夏天伏日、冬天腊日这些节日投上名片，以祭名节，整年都不登权贵之门，这和“客，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是一个对比。“间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偶尔经过他家门口，我则捂住耳朵闭上眼睛，加鞭催马快跑过去，好像有谁追赶似的。）“间”，间或，偶尔。“疾”，快、迅速地。从态度上说，作者见到或经过权者之门时，他捂着耳朵、闭着眼睛，急忙跑过去，这样的急速行走，表现了作者唯恐沾染上臭气的清高气节，和“客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惊走”匍匐阶下”，“大喜，奔出”这样的描写，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照。“斯则仆之褊哉，以此常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唯守分尔矣！’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这就是我心胸狭隘的胸怀之处吧！，因此常常不被长官所喜欢，我却更加不理会这些。，不仅如此，而且还常常大言不惭地自我安慰：“人生祸福，命中注定，我只有谨守本分就行了！”恐怕要讨厌我太过迂腐了吧？）运用了反问修辞。从结果上说，作者这种正直、清廉的作风，导致了“长不见悦于长吏”，权贵们的提拔那就更提不上了。但作者不以此畏矣。这一段与上一段处处形成对照，作者把正邪、洁污、直曲区分的经纬分明，表现了作者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污浊现实的反抗态度，这在当时政治黑暗，士大夫不顾廉耻的情况下，那是难能可贵的。诘句“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意在言外，余味无穷。一则总结了所谓和当时的时尚是大相径庭。这诘句深刻揭示了当时腐败的社会风气，满怀作者的无限愤慨。以上是第二部分，这是全文主体。作者借用刘一丈来信所写“上下相孚，才德称位”八个字，大加发挥，通过具体的形象真实地尽情地描绘了“客”鉆营拍马屁的丑态，并衬托了相公的淫威虚假。写的夸张形象，穷形尽现。写自己处处和时尚作对比，并以反诘句明确表现自己，不能“上下相孚”，写的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这些现实弊端和自己的现实，在内容上是一邪一正，风格上是一谐一庄，恰当的反映了现实中的两种风气及作者的鲜明态度。在这封信中，作者借对方来信中提到的“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这句话展开议论，但整篇文章却只议论“上下相孚”一个方面，为什么？刘一丈的来信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告诫作者。作者在回信中着重谈了“上下相孚”的看法，而没有谈“才德称位”，这是因为“上下相孚”和“才德称位”是互为因果的，是互相依存的，讲明当时社会根本不能“上下相孚”，才德不能称位也就不论自明了。抓住“上下相孚”一点来做文章，这是一种集中笔墨，切中要害的写法。

第三部分（最后一个自然段）以劝慰之语作结，回应书信开头。“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家乡常受倭寇侵扰。“客子”，身在异乡之人，指作者本人。作者时刻思念着家乡，当然也时刻思念着刘一丈。“至于长者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则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你怀才而遭困顿，就更使我感到悲伤，天公赐给您博学多才，且莫说你自己愿轻易抛弃它，就是天意也不愿您轻易抛弃这些呀！希望你心情能够平静下来。）这段话表明了几层意思？主要有三层：其一、客居他乡的游子对家乡的怀念；其二、对刘一丈抱才而困的不平和愤慨；其三、对刘一丈的劝慰，回应开头刘一丈对自己的关心。说明这一部分和文章主题的关系？这段文字是全篇不可分割的部分，用刘一丈抱才而困的处境进一步揭露了“上下相孚”的虚伪性。说明其在结构上的关系。回应文章开头，使首尾呼应，结构严谨。这并非一般客套话，仍然紧扣“上下相孚”这个中心。从上面所言，作者自己尚且“不见悦于长吏”，何况刘一丈这样德高学广之人呢？既是对他怀才不遇的深切同情，也希望他能洗身持洁，以展抱负之日。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散文《报刘一丈书》有较高的思想性，它具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和强烈的批判性。作者敢冒政治的风险，以鲜明的立场和大无畏的精神把矛头指向严嵩，揭露官场中权者持骄纳贿，谒者拍马求宠的真实情态和丑恶本质，大胆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和现象，把明代官场的丑恶内幕以及罪恶，予以淋漓尽致地描写，揭示了当时是怎样社会现象。我们说这书信不仅有揭露作用，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文中所针对的虽然是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情、具体的社会现象，但是却启迪人们该如何对待不良社会风尚上做一些规律性的思考，什么样的思考呢？那就是启发我们要从品德和节操的高度去对待社会不良风气。在强大的恶劣社会风尚面前，要站稳脚步，坚守节操，保持品德的完美，不能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我们要相信是非曲直、功过，历史都会给予公允的评论。代表恶势力的严嵩，曾经是那么的不可一世，但终究身败名裂；而品德高洁的宗臣为后人所传颂，这些都具有规律性。因此我们说这篇文章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古为鉴，可知新蒂。

总结《报刘一丈书》这封信通过描绘官场的丑恶，深刻地揭示了统治阶级的腐败丑恶和当时社会的黑暗。文章紧紧围绕“上下相孚”“才德称位”两方面展开，但对后者只是一笔带过，而对前者却作了详细的描述。本文运用对比手法，形象地揭露了进谒者的奴颜婢膝、曲意逢迎和权贵的骄横跋扈、倨傲做作的丑态。文章在讽刺鞭挞丑恶的同时，也表达出作者不屑巴结权贵的正直态度和可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