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踯躅花开红照水，鹧鸪飞绕青山觜。行人经岁始归来，千万里，错相倚，懊恼天仙应有以。
晴野鹭鸶飞一只，水葓花发秋江碧。刘郎此日花天仙，登绮席，泪珠滴，十二晚峰青历历。
踯躅花开红照水，鹧鸪飞绕青山觜。行人经岁始归来，千万里，错相倚，懊恼天仙应有以。
晴野鹭鸶飞一只，水葓花发秋江碧。刘郎此日别天仙，登绮席，泪珠滴，十二晚峰青历历。
踯(zhí)躅(zhú)花开红照水，鹧鸪飞绕青山觜(zuǐ)。行人经岁始归来，千万里，错相倚，懊(ào)恼(nǎo)天仙应有以。
踯躅花：植物名，四、五月开红花，漏斗状，形似杜鹃花，又称“红踯躅”、“山石榴”、“映山红”等名。青山觜：山口。觜：同“嘴”。错相倚：言天仙错依靠了人间的刘晨、阮肇，不能白头偕老。倚：依靠。懊恼：心中懊悔烦恼。以：因，缘由。
这首词与《天仙子·晴野鹭鸶飞一只》一样，也是就题发挥，咏刘郎在天台山遇神女的事。据《神仙传》和《续齐谐记》载，汉明帝永平时，剡县有刘晨、阮肇二人人天台山采药，迷失道路，忽见山头有一颗桃树，共取食之，下山，得到涧水，又饮之。行至山后，见有一杯随水流出，上有胡麻饭屑。二人过水行一里左右，又越过一山，出大溪，见二女颜容绝妙，唤刘、阮二人姓名，好像旧时相识，并问：“郎等来何晚也！”因邀还家，床帐帷幔，非世所有。又有数仙客，拿三五个桃来，说：“来庆女婿。”各出乐器作乐，二人就于女家住宿，行夫妻之礼，住了半年，天气和暖，常如春二、三月。常闻百鸟啼鸣，求归心切。女子说：“罪根未灭，使君等如此。”于是送刘、阮从山洞口去。到家，乡里怪异，经查寻，世上已是他们第七代子孙。二人于是又想回返女家，寻山路，不获，迷归。至太康八年，还不知二人下落。唐五代词以《天仙子》为词牌的作品多用刘阮事，托意仙缘，实写人情。与《天仙子·晴野鹭鸶飞一只》不同的是，此词写天人相隔，仙人的恼恨与世人全同。
此词“踯躅花开红照水”写环境，以“鹧鸪飞绕青山觜”写刘阮经岁而归人间的依依之情。最后不写刘阮恼恨不能复返，却从天仙懊恨人神千里之遥，不复再见，更觉深透一层。全词句丽而意清，语真而情挚。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当年谢安隐居在东海，出仕做官鬓发已霜秋，中年难与亲友别，唯有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就，准备返归东海，谁料抱病入西州。做官困扰了隐居的雅志，遗恨寄托于田园山丘。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既已年高衰朽，便当及早划筹，要做百姓穿粗裘。返回故乡遵迢千里，选取佳地长住久留。酒醉放歌君相和，醉倒在地君扶我，只有醉时忘忧愁。任凭刘备笑我无大志，我却甘愿身居平地，仰看他高卧百尺楼。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bìn)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xuān)冕(miǎn)，遗恨寄沧洲。
东武：指密州。子由：苏轼之弟文学家苏辙字。彭门：指徐州。此曲：指苏辙《水调武头·徐州中秋》词。安石：谢安，字安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名臣，以功封建昌县公，死后赠太傅。东海：谢安早年隐居会稽（今浙江绍兴），东面濒临大海，故称东海。丝竹：泛指管弦乐器。雅志：指退隐东山的高雅的志趣。轩冕：古代官员的车服。借指做官。沧洲：水滨，古代多用以指隐士的住处。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qiú)。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zhé)迟留。我醉武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岁云暮：即岁暮。云，语助词。要褐裘：指换上粗布袍，意为辞官归乡，作普通百姓。迟留：逗留，停留。刘玄德，刘备。
上阕咏史，写东晋谢安的经历，意在“以不早退为戒”。发端明点“安石”，领起上半阕。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而结果却是“扶病人西州”，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词中的“困轩冕”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
下阕述怀，设想早日“退而相从之乐”。换头“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岁暮”当指年华老大，“早计”是对“遗恨”而言，其内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辞官归隐，过平民生活。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武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相从之乐”的夙愿。“我醉武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极写想象中“退而相从之乐”的情态，简直是对二人的“合影”。篇末“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
同《南乡子》（东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携如昨）、《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等词作一样，这首词着重表现了苏轼前期思想的另一面，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嘉祐五年（16）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即有“夜雨对床”，“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头约定，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不过，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