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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见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见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见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讲述了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对此次战争的一番评论，并在战时活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原理击退强大的齐军的史实。文章的语言，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都极为简洁精炼，表意说理，通达晓畅。行文中散句、排比、偶句错落有致，增强了叙事写人的生动效果。其中曹刿的语言尤为精彩，如战场上的指挥用语，简短明确，这不仅衬托出战事紧迫无暇论析战争策略，也表现出曹刿思维敏捷和临战时坚定而自信的心态。

第一段：从开头至“战则请从”。写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这一段可分两层。

第一层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开头先点明事态发生的时间，接着指出的是“齐师伐我”，说明战争是由齐国进攻鲁国而引起的，鲁庄公准备抵抗。以上对形势扼要的介绍，为曹刿的请见、论战交代了必要的背景。大军压境，曹刿准备参战，作者通过曹刿与其“乡人”的对话，一方面揭示了鲁国当权者鄙陋寡见、尸位素餐的情况，为后文鲁庄公在作战中不察敌情、急躁冒进作了铺垫；另一方面显示了曹刿关心国事，同时也暗示了他是一个有远谋的人。

第二层记述曹刿要庄公作好战前的政治准备，这是第一段的重点。曹刿谒见鲁庄公，劈头就问“何以战”，抓住了作好战前政治准备这一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鲁庄公在曹刿的一再启发下，依次提出了贵族支持、鬼神保佑和察狱以情三个条件，曹刿否定了前两条，肯定了后一条。在曹刿看来，战争的胜负既不取决于贵族的支持，也不取决于神明的保佑，而是决定于“取信于民”。他认为察狱以情是“忠之属也”，“忠”是尽职于民，于是肯定“可以一战”。曹刿重视民心得失与战争胜负关系的思想，确实比“肉食者”高明。但和今天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面对齐国的进犯，曹刿是主动请求晋见庄公的，作者记了他与“乡人”的一番对话。乡人善意地劝说他不要去参与“肉食者”的事，曹刿却坦直地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者”是相对于“藿食者”而言的，显然，这是以饭食精粗对执政贵族和平民所作的简单划分。与乡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肉食者”和国事的冷漠态度相反，曹刿表示出对“肉食者”的不信任并积极要求参与国家的决策。“肉食者鄙”已为乾时之战所证明，那一次“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如今齐军压境，不能再让国家败在他们手中。接下去，曹刿与鲁庄公围绕“何以战”的论题进行了严肃的对话。鲁庄公心无成算，对曹刿郑重的询问作不出爽快切要的回答。他先提出“衣食”的分配，“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又说到神灵的祭祀，“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前者不是普遍施予民众的实惠，无关战事全局；后者是例行的宗教性礼节，并非对民众的真诚许诺，因此二者都为曹刿所否定。唯有最后在庄公提出治理讼狱“必以情”的一点，曹刿认为“忠之属也”还算是尽心务实的一项，认定“可以一战”，并随即提出直接参战的要求。

第二段：从“公与之乘”至“遂逐齐师”。写曹刿指挥鲁军战胜齐军的经过。

曹刿“取信于民”的见解，得到了庄公的赞同，“公与之乘”，说明了庄公对曹刿的信任与器重。文中先交代了利于鲁国反攻的阵地，长勺在鲁国境内，对鲁国来说，地形地物熟悉，便于得到人力支援和物资供给，在士气上也利于鲁国向有利方面转化。接着是对这次战役经过的具体记叙，重点写了“击鼓”和“逐师”两件事。写曹刿指挥鲁军在“齐人三鼓”之后才开始反攻，写曹刿在观察了齐军败逃的情况之后才决定追击，都记叙得非常简略。这样写，一则符合实情（酣战中鲁庄公无暇问及，曹刿了不可能多发议论），一则此中道理正是曹刿论战的中心，留待后文集中阐述，更见突出。“公将鼓之”、“公将驰之”，说明了鲁庄公急躁冒进；曹刿的两个“未可”、两个“可矣”，表现了曹刿胸有成竹，沉着思断，善于捕捉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

写两军交战的实况。这一部分作者笔墨不多，但是鲁军如何进攻、追击，齐军如何败绩、溃逃的情形历历在目。曹刿适时选择出击、追击的时机，他采取了后发制敌、以智取胜的战术。当齐军未动鲁庄公急于抢先攻击时，曹刿制止道：“未可。”直至齐军三鼓之后，军士勇气衰竭，他才表示：“可矣。”鲁军一鼓作气挫败了齐军。在追击的问题上，曹刿确察虚实而后动，制止了庄公的鲁莽，待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的轨迹、登轼瞭望齐军麾帜旌旗之后，才果断地表示：“可矣。”此战鲁军大获全胜。

第三段：从“既克”至结尾。写曹刿论述赢得战役胜利的原因，是文章的中心。

“既克”二字，意味着战役的高潮已经过去，气氛顿时缓和下来，该是莫名其妙的鲁庄公问一个究竟的时候了。曹刿的回答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论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鲁军按兵不动，养精蓄锐。齐军第一次击鼓进军，士气正旺；第二次击鼓，士气开始低落；第三次击鼓，士气已经完全衰竭。在此关键时刻，曹刿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终于化劣势为优势。

二是论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鲁军虽然取得了反攻的初步胜利，但曹刿并未轻敌，“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反映了曹刿随时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兵不厌诈，不可不提高警惕。曹刿亲自察看敌情，发现敌军“辙乱”、“旗靡”，确认了齐军是狼狈逃窜，溃不成军，才乘胜追击，终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用补叙笔法写战役之后由曹刿论证战术的选择和克敌制胜的原因。这部分实际是全文的重点，它展示了曹刿作战指挥智勇双全的特点。“夫战，勇气也。”在此，曹刿所说“勇气”，是战时士气的集中表现，是军士临战时的激情和果敢拼杀的昂扬斗志。齐军三鼓，鲁军并不应鼓而动，齐军激发起来的勇气没有得到相对的呼应，反而很快由亢奋转为衰惫。曹刿抓住了这种士气和心理变化的有利时机号令鲁军，一举得胜。此外警惕“大国难测”，不忘实地侦察，确证齐军是败溃而非诈退，也是扩大战果、稳操胜券的重要原因。这段文字是从道理上对第二段战事实况的分析和论述。

从军事角度说，长勺之战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着重说明了战略防御的基本原则，正确掌握这些原则即可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这一战例历来受到军事家的重视，毛泽东也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长勺之战作了军事学的评论。

从文学角度看，这又是一篇记述战争的佳作。作者取材精到，构思落笔立意高远，既于叙事中撮取历史经验，又于行文中生动刻画人物形象。曹刿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主要人物。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智谋和指挥才能，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沉着、冷静、果断地号令军队，曹刿就是长勺胜战的权威和统帅。作者对他的称美赞扬，含蓄于精心的描写之中。文中多记曹刿简短、果敢的言行：“请见”、“问战”、“请从”、于战斗中两置可否……这一系列活动表现出一名出身下层而深谋远虑的谋士的精明干练。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照、映衬的修辞技法。以曹刿与“乡人”的对比突出曹刿抗敌御侮的责任感和护卫宗国的政治热忱。从曹刿与鲁庄公的对比中，以庄公的驽钝、浮躁反衬曹刿的机敏、持重。如果说，作者有意无意使鲁庄公出丑，证明了“肉食者鄙”的断言，那么也正是借此才使曹刿的聪明才智得到更理想的表现。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

【句解】第一次“窥镜”自视，刻画了邹忌的外貌：身材魁梧，仪表堂堂，逼真地再现了他不无自得的神情。正是有了这点自信。才使他敢于和齐国有名的美男子比“美”。

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句解】其心里应该是对自己的美貌充满信心，所以，这第一问的语气应该是充满自信，且沾沾自喜的。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句解】妻子的回答，极赞其美，语态亲昵，饱含偏爱之情。尤其“美甚”二字，将此种神态、心理渲染得淋漓尽致。与后文“私我”呼应。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

【句解】插笔介绍徐公，说明徐公是齐国著名的美男子，为邹忌怕比不上他提供现实依据。

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

【句解】邹忌对自己的美貌略有怀疑。因此，这句话的语气应带有疑惑，并且急于知道结果。另外，考虑到所问的对象是小妾，因此，语气是严肃，焦虑，急切的。

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句解】妾回答，少“君美甚”一句，仍用反问语气，表现了妾低微的地位和畏怯、顺从心理。与后文“畏我”呼应。

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

【句解】邹忌一方面希望妻、妾的回答是可信的，另一方面仍在怀疑。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句解】客回答，因有求于人，故答语婉转，阿谀奉承。与后文“有求于我”呼应。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

【句解】“窥镜而自视”，自我感觉“弗如远甚”。可见，由“自信”到“自惭”，心理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句解】妻、妾、客的回答，都肯定了邹忌美于徐公，但邹忌并没有飘飘然，而是在会见徐公后，又经过冷静的思考悟出了妻、妾、客的谬赞是有其原因的，就是“私我”“畏我”“欲有求于我”。这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终于看清事物的本质。这句话也是下文他用暗示、比喻的方法讽谏齐王的基础。

概述《烛之武退秦师》见《左传》。《左传》又名《左氏春秋》、《左氏春秋传》。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全书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比较系统地记叙了整个春秋时代各诸侯国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同时也较为具体地描绘了一些人物的生活琐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政治状况。《左传》长于叙事，善于描写战争和记述行人辞令。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文学修养，对许多大小历史事件，作了深刻而生动的记述，形象鲜明，语言优美，成为历代散文的典范。

本篇所记述的，是秦晋联合攻打郑国之前开展的一场外交斗争。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3年（鲁僖公三十年）。前此两年（公元前632年，即鲁僖公二十八年），爆发了晋楚争霸的城濮之战，结果楚国战败，晋国称霸。在城濮之战中，郑国曾经出兵帮助楚国，因而结怨于晋，这就是晋秦联合攻打郑国的直接原因。这次战争，也可以说是城濮之战的余波。

秦、晋围郑，形势紧迫，在这干钧一发之际，郑臣烛之武仅凭口舌说服秦伯，使秦转变对郑的态度，化敌为友，对晋以友为敌，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突变呢?关键在于烛之武所说的两点针对了秦的切身利益。首先，灭郑于秦有害无益。秦对郑鞭长莫及，若以郑为东道主，就为秦称霸提供了住、食等种种方便，更何况“亡郑以陪邻”，这对秦有什么好处呢?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晋有野心(对此秦本有戒心)，烛之武列举了秦伯曾亲身领略过的事实，再进行科学的推理，使秦伯恍然大晤——晋是大敌。烛之武用语不多，对秦穆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这是一篇记述行人辞令的散文。郑国被晋、秦两个大国的军队所包围，国家危在旦夕，烛之武奉郑君之命，去说退秦军。他善于利用矛盾，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一番说辞，便说服了秦君，撤出围郑的军队，并且派兵帮助郑国防守，最后晋军也不得已而撤退，从而解除了郑国的危机。

这篇文章，赞扬了烛之武在国家危难之际，能够临危受命，不避险阻，只身去说服秦君，维护了国家安全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斗争的复杂性。

段解文章开篇就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秦晋两大国联合起来围攻郑国，战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为下文烛之武临危受命埋下伏笔。

写烛之武临危受命。他在郑伯一番诚意和透彻的分析下，抛开个人感伤和利益，承担起关系国生死存亡的重任，体现烛之武的深明大义。

本段是全文的主体，也是说退秦师的关键。分四个层次：一是烛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上说话，引起对方好感；二是说明亡郑只对晋国有利，对秦国有害无益；三是陈述保存郑国，对秦国有好处；四是从秦、晋两国的历史关系，说明晋国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并分析晋国贪得无厌，从而使秦穆公意识到晋强会危秦，于是与郑国订立了盟约，乃至帮助郑国。

本段记晋师撤离郑国，同时体现一代霸主晋文公的政治远见。

文章特点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严密，前后照应。秦、晋围郑的主要原因，是晋国为了扩大自己霸主的威势，征服异己，再加上晋文公与郑有个人恩怨。这一事件的发生，与秦毫无关系。文章开头两句话“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暗示了这一事件的背景，这就为全文的发展作了铺垫。秦、晋虽是联合行动，但他们之间并不是无隙可乘，这就容易使人理解：烛之武所以能够说服秦君并不是偶然的。全文正是按照开头的预示而展开的。烛之武说退了秦师，孤立了晋国，晋师最后也不得不撤退，正是这一暗示的结果。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有头有尾，结构严密，事件交待得很清楚，矛盾展示得很充分，收尾也十分圆满。

二、起伏跌宕，生动活泼。《烛之武退秦师》虽然是一篇说理性的文章，但它写得波澜起伏，毫不呆板。当郑国处于危急之际，佚之狐推荐烛之武去说秦君，没想到引起了烛之武的一番牢骚，使事情发生了波折。郑文公的引咎自责，也增添了情节的戏剧性。烛之武在说秦君的时候，一开头就指出亡郑于秦无益；但接着又退一步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以此作为缓冲；紧接下去就紧逼一步说明亡郑对秦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当秦国单独退兵之后，子犯发怒要攻打秦军，秦、晋关系一下子转而紧张起来。最后晋文公讲了一番道理，晋军偃旗息鼓，一场风波，终于平息。这样一张一弛，曲折有致，更能紧扣读者的心弦，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三、说理透辟，善于辞令。这篇文章，中心是烛之武说秦君。这个主题本身，决定了它必须着意描绘人物语言，使辞令引人入胜。从这点来说，它不愧是一篇非常漂亮的外交辞令。秦、晋围郑，完全与秦无关，秦国所以出兵，一是与晋国有同盟关系，二是秦穆公想借此捞一把，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当他知道亡郑只能对晋有利，而对秦不仅毫无好处反而有害的时候，他就会一改过去的所为，反过来帮助郑国。烛之武看准了这一点，紧紧抓住了秦穆公的这一心理，晓之以利害，这就使秦君不能不听从他的说辞。烛之武斗争策略的巧妙还表现在，他奉命去说秦君，完全是为了郑国的利益，而他在说辞里表现的是处处为秦国着想，处处替秦国说话，这就更使秦君易于入耳。一个面临亡国之危的小国使臣，面对大国的君主，却能够不亢不卑，从容辞令，既不刺激对方，又不失本国尊严，语言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全部说辞只有短短的125个字，却说了五层意思，说得委婉曲折，面面俱到，从亡郑于秦无益，说到秦、晋历史关系，说到晋国灭郑之后必然进犯秦国，步步深入，层层逼紧，句句打动对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语言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优秀散文作品

⒈文中是如何交代秦晋围郑的原因及形势的？这与整个故事发展有何关系？

文章的第一段用“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交代秦晋围郑的原因，又用“晋军函陵”、“秦军汜南”说明攻方的态势，暗示郑国已经危在旦夕。这就点明了烛之武游说秦伯的背景，为下文的故事发展作了铺垫。

⑴秦晋围郑的两个原因“无礼于晋”及“贰于楚”都直接关系到晋国，而与秦国无关，这就为烛之武说服秦伯提供了可能性，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⑵秦、晋两军，一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北），一在汜南（今河南中牟南），两军分驻南北两边，互不接触。这为烛之武说服秦伯的秘密活动增加了有利条件。

⒉本文在展开故事情节上有何特点？

⑴文章篇幅虽然短小，故事情节却有头有尾，层次井然。文章首先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接着由佚之狐推荐，引出烛之武，这是故事的开端；郑伯于危急中请烛之武前往秦营，烛之武不念个人私怨，慨然应允，这是故事的发展；烛之武在夜间“缒而出”，秘密私访秦伯，并用一番动人的言辞说服了秦伯，这是故事的高潮；秦伯退兵，并派人戍守郑国，最后晋也被迫退兵，郑国转危为安，这是故事的结局。整篇故事结构是完整而严谨的。

⑵波澜迭起，曲折有致。秦晋两军夹击郑国，形势十分危急，在这关键时刻，佚之狐力荐善于辞令的烛之武，并断言：“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此为一波。但当郑伯去请烛之武时，却遭到了烛之武的拒绝：“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显然，烛之武对郑伯过去的用人方针有看法，对自己过去所受到的排挤也是愤懑不平的。此时，郑伯赶紧认错：“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并指出：“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烛之武深明大义，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不计私怨，捐弃前嫌，毅然应命。这寥寥几笔，给行文平添了一层波澜。烛之武利用黑夜，秘密出城会见秦伯，并说服了秦伯，秦伯答应退兵。晋大夫子犯主张袭击秦军，形势又紧张起来了，故事出现了第三折。最后，晋文公分析了形势，认为“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也撤了兵。至此，郑终于转危为安。

⒊烛之武为什么能说服秦伯？

这篇文章对烛之武的善于辞令，写得极为出色。他去说服秦伯，虽然目的是求和，但决不露出一点乞怜相。他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头头是道，使人信服。他在说辞里处处为秦着想，使秦伯不得不心悦诚服，不仅答应退兵，而且助郑防晋。

⑴处处为秦着想。

首先，烛之武开门见山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承认郑国已处于危亡的地步。但作为郑大夫的烛之武却没有半句为郑国乞求的话，相反，却以“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来表明为秦着想的立场。先分析了“越国以鄙远”的难处，接着谈了亡郑实际上是增加了别国（晋）的土地，扩展了别国的势力，而邻国势力的增强就意味着秦国势力的削弱。接下来又分析了存郑对秦有益无害：“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一利一害，推心置腹，不由秦伯不动心。

⑵充分利用秦晋的矛盾。

正当秦伯在考虑灭郑、存郑对自己的利害关系时，烛之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进一步为秦君分析：“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来离间双方。这番话不由得秦伯不深思。接着烛之武又把话题引向未来，预言晋国此后的动向：“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指出晋国贪得无厌，灭郑之后，必将进而侵犯秦国，秦晋的矛盾将进一步尖锐化。由于晋国当时已成为中原霸主，秦伯对此不能不存有戒心。烛之武的这篇说辞戳到了他的痛处，终于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变主意，退兵助郑。

写作特点

⑴伏笔与照应

这篇课文虽短，但在叙述故事时，却能够处处注意伏笔与照应。例如，在交代秦、晋围郑的原因时，说是“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说明秦、郑并没有多大的矛盾冲突。这就为下文烛之武说退秦军埋下了伏笔。“夜缒而出”照应了开头的“秦、晋围郑”，“国危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和“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又照应了上文秦、晋虽是联合行动，但貌合神离，既没有驻扎在一起，彼此的行动也不需要通知对方，这就为秦、郑联盟提供了条件。

⑵波澜起伏

这篇课文波澜起伏，生动活泼。例如，大军压境，郑国危在旦夕，不禁让人捏着一把汗，而佚之狐的推荐，使郑伯看到了一线希望。读者满以为烛之武会顺利出使敌营，挽狂澜于既倒，谁知他却因长期得不到重用而“辞曰”，打起了退堂鼓，使郑国的希望又趋渺茫。郑伯的自责，也增添了文章的戏剧性。再如，秦国退兵后，子犯建议攻打秦军，秦、晋关系顿时又紧张起来。晋公讲了一番“仁”“知”“武”的大道理，才平息了一场虚惊。课文有张有弛，曲折有致，增加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

⑶详略得当

这篇课文主要是表现烛之武怎样说退秦师的，所以重点放在烛之武的说辞上。对“退秦师”的前因后果，只作简略交代。在烛之武“夜缒而出”的前后，郑国君臣和百姓是怎样焦急地等待烛之武的消息，秦国君臣又是以怎样的场面和骄横态度接待这位即将亡国的使臣，作者都一字未提，而是集中笔墨塑造烛之武的形象，从而做到繁而不杂，有始有终，层次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