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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亭记》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朝暮四季自然景物不同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特别是作者在山林中与民一齐游赏宴饮的乐趣。全文贯穿一个“乐”字，其中则包含着比较复杂曲折的内容。一则暗示出一个封建地方长官能“与民同乐”的情怀，一则在寄情山水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正当四十岁的盛年却自号“醉翁”，而且经常出游，加上他那“饮少辄醉”、“颓然乎其间”的种种表现，都表明欧阳修是借山水之乐来排谴谪居生活的苦闷。作者醉在两处：一是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二是陶醉于与民同乐之中。

全文共四段，条理清楚，构思极为精巧。

此文第一段写醉翁亭之所在，并引出人和事。分五步突出醉翁亭。首先以“环滁皆山也”五字领起，将滁州的地理环境一笔勾出，点出醉翁亭座落在群山之中。作者纵观滁州全貌，鸟瞰群山怀抱之景。接着作者将“镜头”全景移向局部，先写“西南诸峰，林壑尤美”，醉翁亭座落在有最美的林壑的西南诸峰之中，视野集中到最佳处。再写琅琊山“蔚然而深秀”，点山“秀”，照应上文的“美”。又写酿泉，其名字透出了泉与酒的关系，好泉酿好酒，好酒叫人醉。“醉翁亭”的名字便暗中透出。然后写醉翁亭，“行六七里，峰回路转，有亭翼然”，照应上文“蔚然而深秀”，可看出醉翁亭座落在山清水秀的最佳位置上。为下文的活动安排了一个优美独特的背景。作者接着转向叙事抒情，用两个短句自问自答，道出亭的来历：“作之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同时点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愚之酒也”。说明“醉翁”二字的深意，把景与情直接联系起来。这段层与层间过渡巧妙，由山而峰，由峰而泉，由泉而亭，由亭而人，由人而酒，由酒而醉翁，再由“醉翁之意不在酒”引出“山水之乐”这一全文的核心命意。句句相衔不着痕迹，给人完整的“山水之乐”印象。

第二段，分述山间朝暮四季的不同景色。作者先用排偶句“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瞑”描绘出山间两幅对比鲜明的朝暮画面。接着用“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一句话概括了山间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风光，一季一幅画面。“朝而往”以下四句是小结，作者直接抒发了自己被美景陶醉的欢乐心情。“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这是上一段总写“山水之乐”的具体化。这里用对偶句描写，散句收束，抑扬顿挫，音韵谐美。

第三段写滁人的游乐和太守的宴饮。此段描写由景物转移到人事上。先写滁人之游，描绘出一幅太平祥和的百姓游乐图。游乐场景映在太守的眼里，便多了一层政治清明的意味。接着写太守设宴，众宾宴饮之乐。宴席丰盛而充满野趣，众宾起坐喧哗，乐不可支。太守乐中酒酣而醉，此醉是为山水之乐而醉，更为能与吏民同乐而醉。体现太守与下属关系融洽，“政通人和”才能有这样的乐。

第四段，写宴会散、众人归的情景。“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之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作者巧妙地用禽鸟之乐衬托游人之乐，又以游人之乐衬托太守之乐。但太守之乐与众不同，不是众人所能理解的。作者并没有袒露胸怀，只含蓄地说：“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此句与醉翁亭的名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前后呼应，并与“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联成一条抒情的线索，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内心复杂的思想感情。

在艺术手法上，这篇文章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意境优美

好的散文应为诗，要创造优美的意境。所谓意境包含着意和境两个方面的范畴，它是浸润着作者主观感情的艺术画面。优秀的散文应该有风光绮丽的图画美，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以悦目而致赏心。《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一个“乐”字，“醉”中之乐，它像一根彩线联缀各幅画面。而“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放情林木，醉意山水，这是作者的真意。散文立意犹如设了张本，作者就根据这样的“意”写了秀丽的“境”，从而达到情与景的交融，意与境的相谐。作者是从这样几方面濡笔，描绘散文境界的。

山水相映之美。在作者笔下，醉翁亭的远近左右是一张山水画。有山，有泉，有林，有亭，然而作者又没有孤立用墨，而是交织一体，既各尽其美，又多样统一。“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风光秀丽，迤俪连绵，苍翠欲滴。群山作为背景，一圈环绕而过。林深路曲，泉流弯旋，则“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这样山与泉相依，泉与亭相衬，一幅画中山水亭台，构成诗一般的优美意境。

朝暮变化之美。“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阴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写出了醉翁亭早晚变化的优美景色。由于早晚不同，则作者运笔的色调、气氛有别。早晨有宁静之状，清新之息，傍晚则有昏暗之象，薄暮之气。作者对景色变化的观察既深且细、笔触如丝，以不同的景象写出了相异的境界。

四季变幻之美。“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只四时也”，描写了四季景物的变化。芳草萋萋，幽香扑鼻是春光；林木挺拔，枝繁叶茂是夏景；风声萧瑟，霜重铺路是秋色；水瘦石枯，草木凋零是冬景。变化有致，给人不同的美学享受。四幅画面相互映衬，春光如海映衬了秋色肃杀；夏日繁茂映衬了冬景寒洌。

动静对比之美。文中先说景物与景物之间的动静对比。蔚然壮秀的琅琊山是静态，潺潺流淌的酿泉水是动态，山色苍郁悦目，泉声琮琮动听，相映成趣。“树木阴翳，鸣声上下”，树木之境对比出百鸟啁啾之动，相得益彰。“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是景物与人物间的动静对比。“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以众宾喧哗之动，对比出太守颓然之静，生趣盎然。

结构精巧

金线串珠。《醉翁亭记》虽然时而山色露布卷面，时而水流泻进画幅，时而人情喧于纸上，看似散，其实一点儿也不乱。首要的原因是作者手中有一根金线。这根金线就是作者的主观感受——“乐”，醉中之“乐”。正因为如此，文章的起、承、转、合，就无不统摄于作者主观感受和体验的波澜起伏。写山水，是抒发“得之心”的乐；写游人不绝路途，是表现人情之乐；写酿泉为酒，野肴铺席，觥筹交错，是表达“宴酣之乐”；写鸣声宛转，飞荡林间，是显示“禽鸟之乐”，更是为着表现太守自我陶醉的“游而乐”。欢于万物，乐在其中，全文因景生乐，因乐而抒情，这样，行文走笔，一路写出，围绕个“乐”而展开，就不是断片的杂碎，而是统一的整体，犹如穿千颗珠玉缀在金线之中，收万道阳光凝于聚光镜上。也正因为有聚光点，有主骨架，文笔的散反而会转化成一种特色，显得运笔从容，左右逢源，越是散越是丰满了散文的血肉，增添了散文的生机，增强了散文的内容。

曲径通幽。《醉翁亭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峰回路转，有亭翼然。”借用这句话来形容这篇散文的结构特色是很恰当的。作者写四时晨昏的不同景物，五光十色的琅风貌，可谓匠心默运，苦意经营。作者为写出醉翁亭的位置，颇下一番心思，他不是径直言之，而是曲折写来。文章一开始敷设了五层笔墨，“环滁皆山”，一层；“西南诸峰”，一层；深秀“琅”，一层；潺潺泉水，一层；“有亭翼然”，一层。五层笔墨不是均衡用力，平分秋色，而是层层烘染，步步进逼。先用大镜头、长镜头，然后推成小镜头、短镜头，最后跳成特写，不平不直，九曲回肠。先用概描，写滁州山景，大笔淋漓。下一“尤”字，文章迭进，带出“西南诸峰”。再着一“望”字，视线集中琅。用毕视觉，跟后就用听觉，“水声潺潺”，于是酿泉入画。尔后，用一“回”字，着一“转”字，醉翁亭才赫然在目，进入卷面。作者在用笔时，好像围野狩猎，逐渐圈小区域。这样不仅让人们了解到醉翁亭之所在，而且通过层层烘托，突出了它的美。如此描写，便使“亭”非比寻常；如此用笔，便使“文”不同凡响。再如文章结尾处，作者为了突出“太守之乐”，也是用的层层烘托的笔法。用禽鸟之乐，反衬众人之乐，再用众人之乐，反衬出太守之乐。这样，太守之乐就在众多的烘托下被推到峰颠，显示出主观感受和体验的高人一筹。

呼应有方。前有伏笔，后必照应；藏墨于首，显豁于尾，是《醉翁亭记》结构安排的第三个特点。文章一开始写道：“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但太守又“名之者谁”暂按不表，埋下伏笔，催人卒读。直到文章刹尾处，才端示：“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奏到首尾相照之效。再如“太守乐”呼应了“山水之乐”，乐从山水来，太守乐就有了根据。“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照应了“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年事既高，又放情山水，太守醉就有了着落。又如“夕阳在山，人影散乱”，纷纷离去，是因为时令已晚，这便跟前文的“暮而归”又恰成照应，把这句话具体化了。处处注意呼应照应，就使文章的内在结构经纬分明，严谨周密。

语言出色

《醉翁亭记》的语言极有特色，格调清丽，遣词凝练， 音节铿锵，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既有图画美，又有音乐美。

首先，《醉翁亭记》的语言高度概括，含义丰富。最突出的是，作者在本文中首创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水落石出”，已被同时代和后来的作家所用，例如苏轼在著名的《后赤壁赋》中写秋冬之交的江上景色，就直接借用了“水落石出”一词。又由于作者用词精当，词句的概括内容很广，因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水落石出”已演变成稳定性强、规范性高的成语，发挥了它们的引申意义。

其次，《醉翁亭记》的语言凝练精粹，晶莹润畅。这是作者善于观察事物，精辟地捕捉对象的本质特征并加以提炼的结果。例如写晨昏景象之异，只用两句就概括殆尽：“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林、岩、晨气、暮霭，均是山间习见之物，以此下笔，切景切境。同时，“出”“开”联属，“开”是“出”的后果。“归”“暝”联属，“归”是“暝”的前提。动词的出神入化，互为因果，使变化着的山景逼真欲现，恍若在即。又如写四季景物，作者独到地捕捉了富有季节特点的典型情景，以“香”言春，以“繁”状夏，以“洁”喻秋，以“水”写冬，无不情状俱到，精确熨贴。再如“树木阴翳，鸣声上下”，前句写色，后句传声，兼声兼色，寥寥八字便把薄暮情景表现无遗。还如“有亭翼然”，仅譬一喻，亭的形状、风貌便画出来活像鸟儿展翅，凌空欲飞。滤沏文词水分，浓缩语言容量，使之片言能明百意，只字足敌万语，达到妙造精工的地步。

再次，《醉翁亭记》的语言抑扬抗坠，铿锵悦耳。全文几乎用“也”收束句尾，又一贯通篇，毫无赘烦之弊，反有灵动之妙，具有一唱三叹的风韵。它虽是散文，但借用了诗的语言表现形式，散中有整，参差多变。他安排了不少对句，使句式整饬工稳。

作者虽受骈文影响，但非食而不化，乃是有所创造，融化到笔底，又自然天成。不做作，不矫饰。

《岳阳楼记》是作者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通过写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文章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

《岳阳楼记》全文有三百六十八字，共六段。

文章开头即切入正题，叙述事情的本末缘起。以“庆历四年春”点明时间起笔，格调庄重雅正；说滕子京为“谪守”，已暗喻对仕途沉浮的悲慨，为后文抒情设伏。下面仅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八个字，写出滕子京的政绩，引出重修岳阳楼和作记一事，为全篇文字的导引。

第二段，格调振起，情辞激昂。先总说“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设定下文写景范围。以下“衔远山，吞长江”寥寥数语，写尽洞庭湖之大观胜概。一“衔”一“吞”，有气势。“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极言水波壮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概说阴晴变化，简练而又生动。前四句从空间角度，后两句从时间角度，写尽了洞庭湖的壮观景象。“前人之述备矣”一句承前启后，并回应前文“唐贤今人诗赋”一语。这句话既是谦虚，也暗含转机，经“然则”一转，引出新的意境，由单纯写景，到以情景交融的笔法来写“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从而构出全文的主体。

三、四两段是两个排比段，并行而下，一悲一喜，一暗一明，像两股不同的情感之流，传达出景与情互相感应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情境。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以“若夫”起笔，意味深长。这是一个引发议论的词，又表明了虚拟的情调，而这种虚拟又是对无数实境的浓缩、提炼和升华，颇有典型意义。“若夫”以下描写了一种悲凉的情境，由天气的恶劣写到人心的凄楚。这里用四字短句，层层渲染，渐次铺叙。淫雨、阴风、浊浪构成了主景，不但使日星无光，山岳藏形，也使商旅不前；或又值暮色沉沉、“虎啸猿啼”之际，令过往的“迁客骚人”有“去国怀乡”之慨、“忧谗畏讥”之惧、“感极而悲”之情。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以“至若”领起，打开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画面。“至若”尽管也是列举性的语气，但从音节上已变得高亢嘹亮，格调上已变得明快有力。下面的描写，虽然仍为四字短句，色调却为之一变，绘出春风和畅、景色明丽、水天一碧的良辰美景。更有鸥鸟在自由翱翔，鱼儿在欢快游荡，连无知的水草兰花也充满活力。作者以极为简练的笔墨，描摹出一幅湖光春色图，读之如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的句式、节奏与上一段大体相仿，却也另有变奏。“而或”一句就进一步扩展了意境，增强了叠加咏叹的意味，把“喜洋洋”的气氛推向高潮，而“登斯楼也”的心境也变成了“宠辱偕忘”的超脱和“把酒临风”的挥洒自如。

第五段是全篇的重心，以“嗟夫”开启，兼有抒情和议论的意味。作者在列举了悲喜两种情境后，笔调突然激扬，道出了超乎这两者之上的一种更高的理想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动，因物悲喜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古代的仁人，就有坚定的意志，不为外界条件的变化动摇。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进亦忧，退亦忧”。这似乎有悖于常理，有些不可思议。作者也就此拟出一问一答，假托古圣立言，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曲终奏雅，点明了全篇的主旨。“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结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悲凉慷慨，一往情深，令人感喟。文章最后标明写作时间，与篇首照应。

这篇文章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岳阳楼记》的著名，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无疑仍有教育意义。

二翁登泰山，表现了他们乐观向上，老当益壮，热爱生活，奋进的精神。

篇文章讲述了一个江西金溪人名叫“方仲永”的神童因后天父亲不让他学习和被父亲当作造钱工具而沦落到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文章借仲永为例，告诫人们决不可单纯依靠天资而不去学习新知识，必须注重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成才的重要性。这篇文章言简意深，说理严谨。

文题为“伤仲永”，文中却未见一个“伤”字，然而全篇写的正是一个“伤”字。这正如《王荆公年谱考略》所评：“余谓仲水始而通悟，终焉为泯然众人，见于荆公悼叹者详矣！”由此可见，此文契合照应不在形式上而在内容中。这篇议论文，先叙后议，在事实叙述的基础上立论，事实成为立论的依据。第一、二两段只叙不议，为第三段的议论服务，后面的议论，集中强烈，言简意赅，如画龙点睛，使前面所叙的事实立即升华具有典型意义。全文仅二百字，叙事之简洁。说理之透彻，安石散文风格在此已露出端倪。

第一段叙述神童方仲永的故事。

方仲永为金溪民，世代耕田。金溪是王安石外祖父吴玫的家乡。“荆公少年，往来外家甚数”《王荆公年谱考略》文中说“于舅家见之”，仲永当是实有其人。所记仲永五岁不识纸笔砚墨，忽啼求，其父借来给他，他立即写了四句诗，并题了自己的名字，这首诗是以供养父母、团结族人为内容。此事传出后，一乡的秀才都来观看。从此，人们指着东西让他作诗，他挥笔而就，文采与道理都有可取之处。县里人听说，亦很惊奇，渐渐有人请他父亲带他去作客，也有人拿钱帛请他作诗的。他父亲认为此有利可图，便每天拉着他到处拜见县里人，不让他学习。这里所记仲永的特异才能是传闻，与真实情形或有出入。然而作者真正用意并不在此，所以免不了用夸张的笔墨，处处耍突出仲永天斌的特异。其一，不仅生五年不识文具，给纸笔即可写诗，而且能以“养父母”团结同族为主旨，“传一乡秀才观之”，可见影响之大。其二，仲永才思如涌，“指物作诗”一挥而就，而且文采、内容均佳，博得“邑人奇之”，有请他作客的，有向他求诗的，真是誉满全乡。作者如此描写突出了神童仲永的特异天资，为下文的因不后学而“泯然众人”作了很好的铺垫，为全文的知识才干“受之人”立论打下了基础。文中的“利”字很有份量，突出其父‘不使学”的原因，更暗示给人们急功近利对人才的危害。“不使学”是仲永由夭才变为平庸的关键，是本文议论的中心。

第二段段，从作者亲自见闻的角度简略交待了仲永从神童沦为“众人”的过程。

开头的“余闻之也久”，束上起下，一方面显示上段所写的内容即据传闻而得，另一方面又引出亲识其面的愿望。作者写了两次见闻：一次是仲永十二三岁时，“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暗示在这六七年中，仲永的诗毫无长进。如果说，五六岁儿童作的诗尽管稚拙，人们尚觉可观，那么六七年后写得反而不如以前听说的那样好，人们便非但不以为奇，且因先时之闻名而感到其名不副实了。第二次是仲永二十岁时。这次并未见面，只是听亲戚说：“泯然众人矣！”一句话就交待了这位从前的神童的结局。两次写法不同，但都极简练而有含蕴。“泯然众人矣”一语，把说话人漠然视之的态度生动地表现出来，与先前“邑人奇之”的情况恰成对照，而作者的惋惜感慨之意也隐见言外。

最后一段是作者对方仲永由一邑称奇的神童变成无声无息的普通人一事所发的议论，也是本篇思想的集中体现。

作者首先指出，仲永的聪明颖悟是“受之天”，即来自天赋，而且他的天赋远超于一般的有才能的人。这正是为了反跌出下面的正意：“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关键原因是缺乏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到这里，已将上两段所叙述的情事都议论到了。但作者却就势转进一层，指出天赋这样好的仲永，没有受到后天的培养教育，尚且沦为众人；那么天赋本属平常的一般人，如果再不受教育，连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不行。前者是宾，后者是主，在对比中更突出了一般人学习的重要性。就方仲永的情况看，这层议论仿佛是余波，但作者主要的用意正在这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资质平常的人总是多数。方仲永这一典型事例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说后天赋好的人不学习会造成什么后果，而在于说明后天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决定意义。

题内的“伤”字就具有多层意蕴。首先是表层的，为仲永这样一个天资聪颖的儿童最终沦为众人感到惋惜；进一层，是感慨仲永虽有天赋，却没有遇上有利于他成长提高的环境。文中对其父以仲永为获利之资的叙写，就含有对泯灭天才的人为环境的批评。更进一层，从仲永的具体事例生发开来，感慨社会上许多资质平常的人不去努力学习提高，以致连成为众人都不可得。这样，作者所“伤”的就不再局限于仲永个人，而是许许多多不“受之天”又“不受之人”的众人，作者的感慨和文章的思想意义也就深刻多了。

这篇文章的语言十分精当。叙事部分仅以一百五十多字就完整地叙述了方仲永从五岁到二十岁间才能变化的过程，议论部分也不过七十余字，文中的每一词、句都有其确切的表达作用，而不是可有可无。例如第一段，首句交代籍贯、身份、姓名、家世，这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一般介绍，而且“世隶耕”三字是对“未尝识书具”“不使学”的必要铺垫，既衬托了方仲永的非凡天资，又暗示了造成他命运的家庭背景；一个“啼”字，生动地写出方仲永索求书具的儿童情态；“忽”“即”“立”三个副词，使一个天资非凡、文思敏捷的神童形象跃然纸上；“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仅一句话就刻画出方仲永父亲贪图小利而自得的可悲可叹的愚昧无知之态；“不使学”三字，看似平淡，却为方仲永的变化埋下伏笔，点出方仲永命运变化的关键。第二段叙事极为简要，仅以一“见”一“闻”一“问”就交代了方仲永后来的变化和结局。结尾的议论部分，言简意深，说理严谨。

主题思想

此文所写的这件雕刻品，原材料是一个“长不盈寸”的桃核，却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坛上的一个著名典故——“大苏泛赤壁”。它构思精巧，形象逼真，显示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卓越成就。作者经过细致的观察，准确地把握了这件雕刻品的各个细节，然后按一定的空间顺序来描写整个核舟，写了作者对核舟的喜爱，表达了作者对艺术家王叔远技艺高超的赞叹以及对中国古代民间艺术的赞美之情。

写作特色

此文通过白描的手法，详细而有条不紊地记述了他所得到的一个微雕作品——核舟，采用的是“总分总”的结构模式。

先是概括地介绍王叔远微雕技艺的“奇巧”以及他技术的全面，既是全文的总提，也为转入正题蓄势。文字虽短，作用却大，不可以没有。接着详细介绍核舟所表现的苏东坡赤壁泛舟的故事和意境，从全舟到局部，从船头到船尾，从陈设到人物，从容写来，层次分明，丝毫不乱。尤其注重细部的描写，如雕栏上的对联，船头人物的姿势和神态，舟子的动作，都写得生动如见，令人既佩服王叔远雕刻之神，又赞赏魏学洢观察之细。刻者与写者，可谓是相互发明，相得益彰了。从描写看，王叔远不仅有高明的微雕技巧，而且很有见地。他表现东坡赤壁之游，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而是对历史事实进行了合理的改造与加工。譬如雕栏上的对联，右边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出自苏东坡十月写的《后赤壁赋》，而左边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则是苏东坡写于七月的《前赤壁赋》中的名句。虽然季节有点不对，但用以揭示东坡泛舟时的月夜之景，却有不容抹煞的作用。又譬如所刻船头的三人，神态逼真，直如图画，但却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东坡泛舟赤壁时，第一次只有一个客人，第二次有两个客人，均无姓名，并没有黄庭坚与佛印参加，现在王叔远把他们硬扯在一起，当然体现了他的思想寄托。大约以佛印来体现东坡的禅味十足的空灵，而让黄庭坚这个挚友来安慰他的寂寞吧。

最后对核舟所作的总结性说明，为的是加深读者对微雕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之巨的印象，同时自然地过渡到作者的议论，再一次表达了作者对于这一微雕作品的赞美。结尾通计舟上所刻人、窗及其他物品的数量和刻字的总数，又以“计其长曾不盈寸”呼应开头，用以强调材料体积之小和雕刻的容量之大，然后用“嘻，技亦灵怪矣哉”作结。使文章如核舟一样，显得精细而完整，令人爱不释手。

此文语言平实、洗练，特别是摹写舟中人物情状，句句都出自作者审视所得，毫无夸饰，逼真而又生动，画相结合的写法，不只貌似，而且传神。例如：写苏东坡与黄右手执卷端，左手扶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这令人不只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段，又是极细腻的文笔。写佛印是“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突出了这个出家人形象的特征，与读书人苏、黄神情不属。读罢令人有如同亲见“大苏泛赤壁”之感。

题目解说

“核舟”是一件微雕工艺品，原材料是一个“长不盈寸”的桃核。却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坛上的一个著名掌故——“大苏泛赤壁”。它构思精巧，形象逼真，它显示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卓越成就。本文作者经过细致的观察，准确地把握了这件雕刻品的各个细节，然后按一定的空间顺序来写，从而鲜明地表现了它的整体形象。记是本文的文体，这里有描述的意味。

分段

第一层（第2至第4段）介绍舟的正面，这是显示雕刻家巧妙构思和精湛技艺的主要部分。又可分为三小层：

第一小层（第2段）先介绍“核舟”的体积，接着写舟的中间部分即船舱。其中，重点是介绍舱旁的小窗，它不仅可以开关，而且上面细；“启窗而观”，还有“雕栏相望”，更显出雕刻家构思的巧妙。

第二小层（第3段）介绍船头部分，写舟上游览者——苏轼、黄鲁直和佛印的外貌和神情。这一层对表现雕品的主题具有重要的作用，作者的介绍也最为详细。除了细致地写出人物的衣着、姿势而外，还着意描述了苏、黄二人泛舟时的心情。从“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右手指卷，如有所语”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这山光水色的掩映之中，完全忘记了现实的烦恼，而陶醉在画卷的美好意境里，这是何等豁达、放旷的胸襟！至于佛印的“矫首昂视”，则又给人一种洒脱不群的感觉。这就自然成为苏、黄二人神情的陪衬，使画面显得不单调。

第三小层（第4段）介绍船尾部分，写舟子的表情和动作。两个舟子的神情也“不属”：一个“若啸呼状”，很悠闲自在；一个“视端容寂”，是很专注的样子。这样来塑造舟子的形象，更有力地突出了“泛舟”的主题，也渲染了舟中轻松、愉悦的气氛，跟船头的情景互绍了题名和篆章，以“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再次显示了雕刻家的高超技艺。题名用黑色，篆章用红色，对照鲜明，于此可见雕刻家的细心。

最后总括全文，通计舟上所刻人、窗及其他物品的数量和刻字的总数，又以“计其长曾不盈寸”呼应开头，用以强调材料体积之小和雕刻的容量之大，然后用“嘻，技亦灵怪矣哉”作结。

第一段总述。“奇巧”概括出雕刻工艺的特点

第二段分述。雕刻者刻的字暗示了核舟的主题。

第三段分述。三人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第四段分述。而舟子一个悠闲，一个专注

第五段总述。“灵巧”照应“奇巧”，核舟体积小，内容丰富赞叹核舟技艺巧夺天工（王叔远的精湛技术，构思巧妙）。

《木兰诗》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叫木兰的女孩，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回朝后不愿作官，只求回家团聚的故事，热情赞扬了这位女子勇敢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全诗以“木兰是女郎”来构思木兰的传奇故事，富有浪漫色彩；详略安排极具匠心，虽然写的是战争题材，但着墨较多的却是生活场景和儿女情态，富有生活气息；以人物问答及铺陈、排比、对偶、互文等手法描述人物情态，刻画人物心理，生动细致，神气跃然，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第一段，写木兰决定代父从军。诗以“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开篇，展现“木兰当户织”的情景。然后写木兰停机叹息，无心织布，不禁令人奇怪，引出一问一答，道出木兰的心事。木兰之所以“叹息”，不是因为儿女的心事，而是因为天子征兵，父亲在被征之列，父亲既已年老，家中又无长男，于是决定代父从军。

第二段，写木兰准备出征和奔赴战场。“东市买骏马……”四句排比，写木兰紧张地购买战马和乘马用具，表示对此事的极度重视，只用了两天就走完了，夸张地表现了木兰行进的神速、军情的紧迫、心情的急切，使人感到紧张的战争氛围。其中写“黄河流水鸣溅溅”“燕山胡骑鸣啾啾”之声，还衬托了木兰的思亲之情。

第三段，概写木兰十来年的征战生活。“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概括上文“旦辞……”八句的内容，夸张地描写了木兰身跨战马，万里迢迢，奔往战场，飞越一道道关口，一座座高山。寒光映照着身上冰冷的铠甲。“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概述战争旷日持久，战斗激烈悲壮。将士们十年征战，历经一次次残酷的战斗，有的战死，有的归来。而英勇善战的木兰，则是有幸生存、胜利归来的将士中的一个。

第四段，写木兰还朝辞官。先写木兰朝见天子，然后写木兰功劳之大，天子赏赐之多，再说到木兰辞官不就，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木兰不用尚书郎”而愿“还故乡”，固然是她对家园生活的眷念，但也自有秘密在，即她是女儿身。天子不知底里，木兰不便明言，颇有戏剧意味。

第五段，写木兰还乡与亲人团聚。先以父母姊弟各自符合身份、性别、年龄的举动，描写家中的欢乐气氛，展现浓郁的亲情；再以木兰一连串的行动，写她对故居的亲切感受和对女儿妆的喜爱，一副天然的女儿情态，表现她归来后情不自禁的喜悦；最后作为故事的结局和全诗的高潮，是恢复女儿装束的木兰与伙伴相见的喜剧场面。

第六段，用比喻作结。以双兔在一起奔跑，难辨雌雄的隐喻，对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多年未被发现的奥秘加以巧妙的解答，妙趣横生而又令人回味。

其诗中几件事的描绘详略得当，一，二，三，六，七段详写木兰女儿情怀，四，五段略写战场上的英雄气概。从内容上突出儿女情怀，丰富英雄性格，是人物形象更真实感人。结构上使全诗显得简洁，紧凑。

这首诗塑造了木兰这一不朽的人物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木兰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娇美的女儿。她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淳厚质朴又机敏活泼，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

《木兰诗》是中国诗史上罕有的杰作，诗中首次塑造了一位替父从军的不朽的女英雄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木兰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娇美的女儿。她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淳厚质朴又机敏活泼，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木兰完满具备了英雄品格与女性特点。天性善良勇敢，沉着机智，坚忍不拔，是木兰英雄品格之必要内涵，对父母对祖国之无限爱心和献身精神，则是其英雄品格之最大精神力量源泉。同时，全诗紧扣“木兰是女郎”，从“不闻爷娘唤女声”到“木兰不用尚书郎”，从“木兰当户织”到“着我旧时裳”，始终不失其为女性之特点。故木兰形象极为真实感人。《木兰诗》创具一种中国气派之喜剧精神，其特质，乃是中国人传统道德精神、乐观精神及幽默感之整合。这种中国气派之喜剧精神，实与以讽刺为特征的西方喜剧大不相同。《木兰诗》充分体现出中国民歌之天然特长，铺排、夸张、象声、悬念的突出运用，对于渲染气氛、刻划性格，效果极佳。

过去多认为《木兰诗》所产生之基础，为北朝尚武之社会风俗。但是，北朝历史发展之主流，是入居北中国的游牧民族接受农业文明，进而接受中国文化，最终为中国文化所化。就此诗言，即使木兰之家原为鲜卑民族，也早已汉化。“木兰当户织”，是一证。木兰还家，全家喜庆之中所深具之礼意，是又一证。尤其木兰替父从军、高度体现对父母之爱心与对祖国之忠心，实为高度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故应当说，《木兰诗》所产生之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北朝尚武风俗之融合，而《木兰诗》之根本精神，则是中国文化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