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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
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
春光明媚，良辰美景，庭院秋千高挂。燕子翩然归来。承蒙尊贵的凤凰垂青，才能与之相邻。飞越湘水烟波，相从恨晚。
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
争先恐后飞入红楼，成群结队萦绕柳堤。雕梁之上轻歌漫唱。若问燕子为谁来，卷帘之恩重如山。
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piān)翩又见新来燕。凤凰巢(cháo)稳许为邻，潇湘烟暝(míng)来何晚。
二社：指春社与秋社，是祭祀社神（土地神）的节日。春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秋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翩翩：轻快飞行的样子。许为邻：同意燕子来作邻居。潇湘：湘江的别称，因湘江水深清得名。词中泛指南方，是燕子所来的地方。烟暝：暮霭弥漫。
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fú)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
乱入：纷纷飞入。红楼：指富贵人家。画梁：有雕刻绘画的房梁。歌尘：梁上的尘土。珠帘卷：卷起珠帘让燕自由出入。
上片起首三句“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点节序，写环境，以燕子的翩然来归，喻朝廷的济济多士，同时也寄寓了词人对如同明媚春光的盛世的赞美与热爱，以及词人悠然自得的心情。“千秋”有秋千之意，燕子于寒食前后归来，而秋千正是寒食之戏。““千秋””暗点时令，与“二社”照应。“翩翩又见新来燕”，燕子一会儿飞向空中，一会儿贴近地面，自由之态可掬。句中着一“又”字，说明燕子的翩然来归，非止一双，“新来”切己之初就任，语虽浅而意深，进一步歌颂朝廷的无量恩德。“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两句暗喻吕夷简的退位让贤，并自谦依附得太晚。据《宋史》本传，词人任枢密副使时曾为吕夷简的亲信、祥符县令陈诂开脱罪责。此事当使吕夷简产生好感。后吕夷简荐以自代，与此不无关系。这一层意思，自然不能明说，若是明说也没有词味。因此词人将其表达得极为婉曲，含蓄蕴藉而不直白、浮浅。“凤凰巢稳许为邻”，词人以凤凰形容邻座之巢，意突出其华美与高贵。不说“占得”，而说“许为邻”，亦谦恭之意。“来何晚”三字，充满感情色彩。从语气上看，似为自责，其中大有“相从恨晚”之意。
下片“乱入红楼，低飞绿岸。”二句以象征、比拟手法，通过描写心情舒畅的燕子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的意象，表达出词人当时的欢乐、畅适心境。“画梁时拂歌尘散”，华堂歌管，是富贵人家常事，燕子栖于画梁，则梁尘亦可称作“歌尘”。这也是居处之华贵作一点缀。结尾二句“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以“主人”喻吕夷简，以“燕”喻词人自身，含蓄曲折地表达了感恩之情。“为谁归去为谁来”，纯为口语，一句提问，引起读者充分注意，然后轻轻逗出“主人恩重珠帘卷”，悠然沁入人心，完成了作品的主题。这种代燕子立言以表示对主人感激的象征手法，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虽然格调不高，但在宋代词坛上也不失为特色之一。该词以燕子自喻，有比兴，有寄托，曲笔抒深情，韵味无穷。按当时审美标准，自然也是得“风人之旨”。这种通过燕子寄寓感恩思想的写法，对后人也有影响。
每读《诗》至《鸱枭》，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矣!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我每次读到《诗经》的《鸱鸮》，读到《书经》的《君奭》，总是暗暗地悲叹周公没有遇到知己。等到读了《史》，才看到孔子被围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而弹琴唱歌的声音没有断绝，并与颜渊、仲由等学生互相问答。孔子说：“我不是犀牛老虎那样的野兽，为什么要沦落到在野外游荡的境地？我为什么落到这田地呢？”颜渊说：“先生的理想非常宏大，所以天下不能接受；虽然这样，不被人接纳又有什么担忧的呢？不被人接纳之后更能显现出您是君子。”孔子温和地笑着说：“颜回，如果你有很多财产，我给你当管家。”虽然天下没有人接受孔子的理想，但孔子和他的学生竟能够自我满足而且是这样的快乐。现在我才知道，周公的富贵实在还比不上孔子的贫贱。凭召公的贤能，管叔、蔡叔的亲近，却不能够了解周公的心思，那么周公跟谁一同享受这富贵的快乐呢？然而跟孔子一同过着贫贱生活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光凭这一点也就值得快乐了啊！我七八岁的时候，才知道读书。听说如今天下有一位欧阳公，他的为人就像古代孟轲、韩愈一类人；又有一位梅公，跟随欧阳公交游，并且和他共同议论文章。从那时起，我日益成长，才能够读先生们的文章词赋，想象出先生们的为人，领会到先生们潇洒地摆脱世俗的快乐，而陶醉在自己的快乐之中。因为我当时刚刚学做诗赋骈文，想求得微薄的俸禄，自己估量没有什么才能可以进见诸位先生，所以来到京城一年多，不曾登门求教。今年春天，天下的读书人聚集在礼部，先生和欧阳公亲自考查我们。我没有想到自己，竟得了第二名。后来听说，先生喜欢我的文章，认为有孟轲的风格，而欧阳公也因为我能不作世俗的文章而录取我，因此我能留在及第的行列里，不是左右亲近的人先替我推荐，不是亲戚朋友为我请求嘱托，从前十多年里听到名声却不能进见的人，一下子竟成为知己。退下来思考这件事，觉得人不能够苟且追求富贵，也不能够空守着贫贱，有大贤人而能成为他的学生，那也很值得自负了。如果凭一时的侥幸而得意，带着成队的车马和几十个随从，使里巷的小百姓围着观看并且赞叹他，又怎么能代替这种快乐啊!《左传》上说：“不埋怨天，不责怪人”，因为“从容自得啊，能够度过天年”。先生名满天下，但官位不过五品；面色温和而不恼怒；文章宽厚质朴而没有怨言。这必定有乐于此道的原因，我希望听到先生的教诲啊。
苏轼的《上梅直讲书》是书信体的应用文。那一年他在礼部考试中得到第二名，循例要向所有考官分别写感谢信。梅尧臣位分不高，本来不一定能参与到阅卷工作中来。是挚友欧阳修的保荐，用临时借调的方法让他参加的。在那一届的五六个考官当中，梅尧臣是品阶最低的一个。但是古文观止选入这一篇是有理由的。我认为，整本观止里，得第落第的士人写给权贵和考官的信里，这一篇是最好的。《上梅直讲书》的好处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苏轼非凡的见识眼力。全文被现代人断成了两大段。
作者是用他的读书心得开头的。我每每独到诗经的《鸱鸮》，和尚书的《君奭》时，都暗自为周公的不遇而悲伤。看《史记》的时候，读到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没有断绝，颜渊、仲由这样的弟子还在与他来往问答。孔子曾说：“现今朝野上到处充斥着恶人，是我坚持的道不对吗？不然我怎么还会落到如今的地步？”颜渊说：“夫子的道是极其广大的，所以这个世界还容纳不下它。不过就算这样，又有什么好担心的？正是因为您不被这俗世接受，才能结纳到志同道合的君子啊。”孔子忍不住喜动笑颜地说：“颜回，如果你以后富有了，我就要做你的管家。”虽然天下都不能容纳孔子和他的道，但是他却能在与弟子的交流中得到莫大的乐趣。推算起来，周公的富贵又比不上孔子的贫贱了。召公这样的贤者，管叔蔡叔这样的亲兄弟尚且不理解周公的心，周公又能与谁一起分享他的富贵呢？但是，和孔子共处贫贱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这就是值得孔子快乐的地方了。
这个开头一大段是意味深长的。周公和孔子的生平本为大家所熟知，一般运用起来都和废话差不多。苏轼却不怕麻烦，不嫌人家说他废话地从他自己的角度把这两人的故事又叙述了一遍，还写的特别长，是有很深考虑的。梅尧臣的潦倒不遇是很厉害的了，如果不是欧阳修自始至终地帮助他、赞美他，“到处逢人说项斯”，可能他在身后一点名声都留不下来。这一点不仅后人这么看，连同时代的人也是这么想的。我倒不是说梅尧臣得到的名声与实际不符，而是说他真的是多亏了欧阳修。欧阳修从认识梅尧臣开始，直到梅死去，直到自己老年退休回乡，始终不渝地绝口称赞梅尧臣的文学才干和他们共同的文学见解。这里头有欧阳修本人的气质因素使然——他是个热情开朗的人，见了优秀的青年，奖掖揄扬唯恐不尽，经他提携的人都名声大振。但是，得到欧阳修这么长时间关注，这么深情关注的人，只有梅尧臣一个。千古之下，我想到这段故事仍然觉得感慨不已。梅欧的情谊，和李杜的不同，和元白的也不同，大概是在一个文士朝代里能有的最好的朋友知己之情了。此文的开头，妙在不直言自己的仰慕结交之意（这是俗人的做法），也不直言自己对梅尧臣生平的看法（这样太突兀，读之恐梅公不喜），而是疏荡开去，以圣贤故事淡淡开头，而且叙述得有新意，令人耳目一新，提起精神看他后面如何讲。
第二段的章法、态度更妙。我七八岁时才知道要读书，听说世上有位欧阳公，为人就好像古时的孟轲、韩愈这样的人。又有一位梅公，与他交游议论。等我后来长大了，才能读懂他们的诗文，私下揣度他们的为人，感受他们那种脱离世俗的快乐，于是自己也觉得快乐了。但是，那时我为求得一点做官的俸禄，还在学习作诗作文，自惭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献给二位看的。所以我为了应试来到京师一年有余，还没有登门拜访过。今年春天，您和欧阳公主持礼部考试，我没想到自己能得到第二名。后来又听说，您喜欢我的文章，觉得有孟轲的风度气格；欧阳公也觉得我的文章不是一般世俗人的文章，所以我才能有这样的名次。我没有通过您二位的左右仆役，也没有通过您二位的亲戚旧识来为我请托。之前十几年只听过大名却没见过真容的二位阁下，一天之内就成了我的知己。我回去沉思这件事，做人不能光为了享受富贵，也不能无知无识地处于贫贱。世间有这样的大贤士，我又能成为他们的门生，这就足够了。就算让我一时交了好运，带着十几个人乘车骑马气派地出行，引来市井百姓对我围观称羡，我又怎么能拿来交换这种快乐呢？左传上说：“不怨天，不尤人”，只因为“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您名满天下，官位却不过五品，容貌神情一向温和平静，文章宽厚敦朴没有怨言，一定是从这种“道”里有所启迪。我希望与您一起了解它。
作者的心态是非常镇定从容的，他对自己写的文章足够吸引人这一点毫不怀疑。梅尧臣不是高官，但每天也必然有公文来往要看；一次科举有二百多人入选，即使只有一半人特别懂礼给他写信，也不是轻松的阅读量。苏轼敢在主旨之外貌似游荡一半的文字（主旨说白了就是套近乎），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不鸣则已一击即中。在这一段开头，作者依然非常沉得住气，自叙读书经过和对欧阳修的企慕，这才淡淡提到了梅尧臣一句，算是交代了梅的出场。而且自叙身世时，并不自失身份。他始终将欧梅并称，并不对梅尧臣满口谀辞。真正表现出作者的倾心结纳之意的，其实只有全文最后一句罢了。换了一般人，一定会焦急地将最后一句放在开头来表明心迹。这样力气在第一口就泄光了；不像这篇始终含着一口气，从容不迫缓缓吐露，气势深厚又浑然一体。这是《上梅直讲书》章法的妙处。当然又不止于此。我把此文最大的好处概括为“格高”，格是立意境界见识胸襟眼光。作者在文中抓住的是梅尧臣生平最得意处，所以只需轻轻一挠，读者就浑身舒泰了。梅尧臣生平最得意什么？是有人赏识他吗？是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又切实地帮助了他吗？都不是。我说，是赏识梅尧臣的欧阳修值得他回报以同样的赏识，这才是梅的平生最得意处。以国士待我者，我当以国士报之。回报贵人是有义，回报值得回报的贵人是有情有义。而且这时并不需效仿常人，非得肝脑涂地杀身以殉不可。以梅尧臣和欧阳修的平生行止而言，他们是知己而兼朋友。非要数说过去梅尧臣的仕途如何被欧阳修一再连累，欧阳修又如何卖力为梅尧臣奔走鼓吹，倒是落入下乘了。这时，欧阳修像孟子韩愈，乃是梅最喜闻者，绝不会引起丝毫不快。第一段中，用富贵而不快乐的周公，衬托出贫贱而快乐的孔子，也是因此意图彰然。这种写法顶妙在于，既然欧梅互引为知己，苏轼又深表自己以受知于二人为至乐之心，则苏氏也自许二人为自己的知己了。苏轼以大贤为知己，即自期为大贤之意表露无遗。这就是我认为本文“格高”的所在。作者在几百字之内，给梅尧臣拍了一个至高无上（拿孔子作比）、极其巧妙又极为真实的马屁，同时寄表现了对考官的好感，又不露痕迹地显示了自己的野心。真是非有极大胸襟极深见识的人不能做到。
此文的布局深谋远虑，表面看来却稀松平常。它的语言也有它的好处。比如颜渊说的“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有深意，夫子的笑是“油然而笑”，很形象。 “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算是全文的名句。引用的两句《左传》也是恰到好处，十分得体。欧阳修觉得苏文有孟轲之风，是指苏轼滔滔雄辩、言辞无碍、气势浑成而言。
去秋人还，蒙先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先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先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先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先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先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先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先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先，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铭：在器物上记述事实、功德等的文字。通材：兼有多种才能的人。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勒：刻。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畜：积聚。兼胜：都好，同样好。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卓卓：卓著，突出样子。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蹶：挫折。魁闳：高大。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翩翩又见新来燕。
凤凰巢稳许烟邻，潇湘烟暝来何晚。
乱入红楼，低飞绿岸。
画梁时拂歌尘散。
烟谁归去烟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
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
春光明媚，良辰美景，庭院秋千高挂。燕子翩然归来。承蒙尊贵的凤凰垂青，才能与之相邻。飞越湘水烟波，相从恨晚。
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
争先恐后飞入红楼，成群结队萦绕柳堤。雕梁之上轻歌漫唱。若问燕子为谁来，卷帘之恩重如山。
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piān)翩又见新来燕。凤凰巢(cháo)稳许为邻，潇湘烟暝(míng)来何晚。
二社：指春社与秋社，是祭祀社神（土地神）的节日。春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秋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翩翩：轻快飞行的样子。许为邻：同意燕子来作邻居。潇湘：湘江的别称，因湘江水深清得名。词中泛指南方，是燕子所来的地方。烟暝：暮霭弥漫。
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fú)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
乱入：纷纷飞入。红楼：指富贵人家。画梁：有雕刻绘画的房梁。歌尘：梁上的尘土。珠帘卷：卷起珠帘让燕自由出入。
上片起首三句“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点节序，写环境，以燕子的翩然来归，喻朝廷的济济多士，同时也寄寓了词人对如同明媚春光的盛世的赞美与热爱，以及词人悠然自得的心情。“千秋”有秋千之意，燕子于寒食前后归来，而秋千正是寒食之戏。““千秋””暗点时令，与“二社”照应。“翩翩又见新来燕”，燕子一会儿飞向空中，一会儿贴近地面，自由之态可掬。句中着一“又”字，说明燕子的翩然来归，非止一双，“新来”切己之初就任，语虽浅而意深，进一步歌颂朝廷的无量恩德。“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两句暗喻吕夷简的退位让贤，并自谦依附得太晚。据《宋史》本传，词人任枢密副使时曾为吕夷简的亲信、祥符县令陈诂开脱罪责。此事当使吕夷简产生好感。后吕夷简荐以自代，与此不无关系。这一层意思，自然不能明说，若是明说也没有词味。因此词人将其表达得极为婉曲，含蓄蕴藉而不直白、浮浅。“凤凰巢稳许为邻”，词人以凤凰形容邻座之巢，意突出其华美与高贵。不说“占得”，而说“许为邻”，亦谦恭之意。“来何晚”三字，充满感情色彩。从语气上看，似为自责，其中大有“相从恨晚”之意。
下片“乱入红楼，低飞绿岸。”二句以象征、比拟手法，通过描写心情舒畅的燕子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的意象，表达出词人当时的欢乐、畅适心境。“画梁时拂歌尘散”，华堂歌管，是富贵人家常事，燕子栖于画梁，则梁尘亦可称作“歌尘”。这也是居处之华贵作一点缀。结尾二句“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以“主人”喻吕夷简，以“燕”喻词人自身，含蓄曲折地表达了感恩之情。“为谁归去为谁来”，纯为口语，一句提问，引起读者充分注意，然后轻轻逗出“主人恩重珠帘卷”，悠然沁入人心，完成了作品的主题。这种代燕子立言以表示对主人感激的象征手法，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虽然格调不高，但在宋代词坛上也不失为特色之一。该词以燕子自喻，有比兴，有寄托，曲笔抒深情，韵味无穷。按当时审美标准，自然也是得“风人之旨”。这种通过燕子寄寓感恩思想的写法，对后人也有影响。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铭：在器物上记述事实、功德等的文字。通材：兼有多种才能的人。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勒：刻。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畜：积聚。兼胜：都好，同样好。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卓卓：卓著，突出样子。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蹶：挫折。魁闳：高大。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轼每读《诗》至《鸱枭》，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不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矣!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我每次读到《诗经》的《鸱鸮》，读到《书经》的《君奭》，总是暗暗地悲叹周公没有遇到知己。等到读了《史》，才看到孔子被围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而弹琴唱歌的声音没有断绝，并与颜渊、仲由等学生互相问答。孔子说：“我不是犀牛老虎那样的野兽，为什么要沦落到在野外游荡的境地？我为什么落到这田地呢？”颜渊说：“先生的理想非常宏大，所以天下不能接受；虽然这样，不被人接纳又有什么担忧的呢？不被人接纳之后更能显现出您是君子。”孔子温和地笑着说：“颜回，如果你有很多财产，我给你当管家。”虽然天下没有人接受孔子的理想，但孔子和他的学生竟能够自我满足而且是这样的快乐。现在我才知道，周公的富贵实在还比不上孔子的贫贱。凭召公的贤能，管叔、蔡叔的亲近，却不能够了解周公的心思，那么周公跟谁一同享受这富贵的快乐呢？然而跟孔子一同过着贫贱生活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光凭这一点也就值得快乐了啊！我七八岁的时候，才知道读书。听说如今天下有一位欧阳公，他的为人就像古代孟轲、韩愈一类人；又有一位梅公，跟随欧阳公交游，并且和他共同议论文章。从那时起，我日益成长，才能够读先生们的文章词赋，想象出先生们的为人，领会到先生们潇洒地摆脱世俗的快乐，而陶醉在自己的快乐之中。因为我当时刚刚学做诗赋骈文，想求得微薄的俸禄，自己估量没有什么才能可以进见诸位先生，所以来到京城一年多，不曾登门求教。今年春天，天下的读书人聚集在礼部，先生和欧阳公亲自考查我们。我没有想到自己，竟得了第二名。后来听说，先生喜欢我的文章，认为有孟轲的风格，而欧阳公也因为我能不作世俗的文章而录取我，因此我能留在及第的行列里，不是左右亲近的人先替我推荐，不是亲戚朋友为我请求嘱托，从前十多年里听到名声却不能进见的人，一下子竟成为知己。退下来思考这件事，觉得人不能够苟且追求富贵，也不能够空守着贫贱，有大贤人而能成为他的学生，那也很值得自负了。如果凭一时的侥幸而得意，带着成队的车马和几十个随从，使里巷的小百姓围着观看并且赞叹他，又怎么能代替这种快乐啊!《左传》上说：“不埋怨天，不责怪人”，因为“从容自得啊，能够度过天年”。先生名满天下，但官位不过五品；面色温和而不恼怒；文章宽厚质朴而没有怨言。这必定有乐于此道的原因，我希望听到先生的教诲啊。
苏轼的《上梅直讲书》是书信体的应用文。那一年他在礼部考试中得到第二名，循例要向所有考官分别写感谢信。梅尧臣位分不高，本来不一定能参与到阅卷工作中来。是挚友欧阳修的保荐，用临时借调的方法让他参加的。在那一届的五六个考官当中，梅尧臣是品阶最低的一个。但是古文观止选入这一篇是有理不的。我认为，整本观止里，得第落第的士人写给权贵和考官的信里，这一篇是最好的。《上梅直讲书》的好处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苏轼非凡的见识眼力。全文被现代人断成了两大段。
作者是用他的读书心得开头的。我每每独到诗经的《鸱鸮》，和尚书的《君奭》时，都暗自为周公的不遇而悲伤。看《史记》的时候，读到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没有断绝，颜渊、仲不这样的弟子还在与他来往问答。孔子曾说：“现今朝野上到处充斥着恶人，是我坚持的道不对吗？不然我怎么还会落到如今的地步？”颜渊说：“夫子的道是极其广大的，所以这个世界还容纳不下它。不过就算这样，又有什么好担心的？正是因为您不被这俗世接受，才能结纳到志同道合的君子啊。”孔子忍不住喜动笑颜地说：“颜回，如果你以后富有了，我就要做你的管家。”虽然天下都不能容纳孔子和他的道，但是他却能在与弟子的交流中得到莫大的乐趣。推算起来，周公的富贵又比不上孔子的贫贱了。召公这样的贤者，管叔蔡叔这样的亲兄弟尚且不理解周公的心，周公又能与谁一起分享他的富贵呢？但是，和孔子共处贫贱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这就是值得孔子快乐的地方了。
这个开头一大段是意味深长的。周公和孔子的生平本为大家所熟知，一般运用起来都和废话差不多。苏轼却不怕麻烦，不嫌人家说他废话地从他自己的角度把这两人的故事又叙述了一遍，还写的特别长，是有很深考虑的。梅尧臣的潦倒不遇是很厉害的了，如果不是欧阳修自始至终地帮助他、赞美他，“到处逢人说项斯”，可能他在身后一点名声都留不下来。这一点不仅后人这么看，连同时代的人也是这么想的。我倒不是说梅尧臣得到的名声与实际不符，而是说他真的是多亏了欧阳修。欧阳修从认识梅尧臣开始，直到梅死去，直到自己老年退休回乡，始终不渝地绝口称赞梅尧臣的文学才干和他们共同的文学见解。这里头有欧阳修本人的气质因素使然——他是个热情开朗的人，见了优秀的青年，奖掖揄扬唯恐不尽，经他提携的人都名声大振。但是，得到欧阳修这么长时间关注，这么深情关注的人，只有梅尧臣一个。千古之下，我想到这段故事仍然觉得感慨不已。梅欧的情谊，和李杜的不同，和元白的也不同，大概是在一个文士朝代里能有的最好的朋友知己之情了。此文的开头，妙在不直言自己的仰慕结交之意（这是俗人的做法），也不直言自己对梅尧臣生平的看法（这样太突兀，读之恐梅公不喜），而是疏荡开去，以圣贤故事淡淡开头，而且叙述得有新意，令人耳目一新，提起精神看他后面如何讲。
第二段的章法、态度更妙。我七八岁时才知道要读书，听说世上有位欧阳公，为人就好像古时的孟轲、韩愈这样的人。又有一位梅公，与他交游议论。等我后来长大了，才能读懂他们的诗文，私下揣度他们的为人，感受他们那种脱离世俗的快乐，于是自己也觉得快乐了。但是，那时我为求得一点做官的俸禄，还在学习作诗作文，自惭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献给二位看的。所以我为了应试来到京师一年有余，还没有登门拜访过。今年春天，您和欧阳公主持礼部考试，我没想到自己能得到第二名。后来又听说，您喜欢我的文章，觉得有孟轲的风度气格；欧阳公也觉得我的文章不是一般世俗人的文章，所以我才能有这样的名次。我没有通过您二位的左右仆役，也没有通过您二位的亲戚旧识来为我请托。之前十几年只听过大名却没见过真容的二位阁下，一天之内就成了我的知己。我回去沉思这件事，做人不能光为了享受富贵，也不能无知无识地处于贫贱。世间有这样的大贤士，我又能成为他们的门生，这就足够了。就算让我一时交了好运，带着十几个人乘车骑马气派地出行，引来市井百姓对我围观称羡，我又怎么能拿来交换这种快乐呢？左传上说：“不怨天，不尤人”，只因为“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您名满天下，官位却不过五品，容貌神情一向温和平静，文章宽厚敦朴没有怨言，一定是从这种“道”里有所启迪。我希望与您一起了解它。
作者的心态是非常镇定从容的，他对自己写的文章足够吸引人这一点毫不怀疑。梅尧臣不是高官，但每天也必然有公文来往要看；一次科举有二百多人入选，即使只有一半人特别懂礼给他写信，也不是轻松的阅读量。苏轼敢在主旨之外貌似游荡一半的文字（主旨说白了就是套近乎），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不鸣则已一击即中。在这一段开头，作者依然非常沉得住气，自叙读书经过和对欧阳修的企慕，这才淡淡提到了梅尧臣一句，算是交代了梅的出场。而且自叙身世时，并不自失身份。他始终将欧梅并称，并不对梅尧臣满口谀辞。真正表现出作者的倾心结纳之意的，其实只有全文最后一句罢了。换了一般人，一定会焦急地将最后一句放在开头来表明心迹。这样力气在第一口就泄光了；不像这篇始终含着一口气，从容不迫缓缓吐露，气势深厚又浑然一体。这是《上梅直讲书》章法的妙处。当然又不止于此。我把此文最大的好处概括为“格高”，格是立意境界见识胸襟眼光。作者在文中抓住的是梅尧臣生平最得意处，所以只需轻轻一挠，读者就浑身舒泰了。梅尧臣生平最得意什么？是有人赏识他吗？是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又切实地帮助了他吗？都不是。我说，是赏识梅尧臣的欧阳修值得他回报以同样的赏识，这才是梅的平生最得意处。以国士待我者，我当以国士报之。回报贵人是有义，回报值得回报的贵人是有情有义。而且这时并不需效仿常人，非得肝脑涂地杀身以殉不可。以梅尧臣和欧阳修的平生行止而言，他们是知己而兼朋友。非要数说过去梅尧臣的仕途如何被欧阳修一再连累，欧阳修又如何卖力为梅尧臣奔走鼓吹，倒是落入下乘了。这时，欧阳修像孟子韩愈，乃是梅最喜闻者，绝不会引起丝毫不快。第一段中，用富贵而不快乐的周公，衬托出贫贱而快乐的孔子，也是因此意图彰然。这种写法顶妙在于，既然欧梅互引为知己，苏轼又深表自己以受知于二人为至乐之心，则苏氏也自许二人为自己的知己了。苏轼以大贤为知己，即自期为大贤之意表露无遗。这就是我认为本文“格高”的所在。作者在几百字之内，给梅尧臣拍了一个至高无上（拿孔子作比）、极其巧妙又极为真实的马屁，同时寄表现了对考官的好感，又不露痕迹地显示了自己的野心。真是非有极大胸襟极深见识的人不能做到。
此文的布局深谋远虑，表面看来却稀松平常。它的语言也有它的好处。比如颜渊说的“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有深意，夫子的笑是“油然而笑”，很形象。 “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算是全文的名句。引用的两句《左传》也是恰到好处，十分得体。欧阳修觉得苏文有孟轲之风，是指苏轼滔滔雄辩、言辞无碍、气势浑成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