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杂乱的柳枝条还没有变黄,在东风的吹动下便飞快的变绿了。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只懂得用它的飞絮蒙住日月,却不知天地之间还有秋霜。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倚:仗恃,依靠。狂:猖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解把:解得,懂得。飞花:柳絮。
《咏柳》是一首托物言志之作,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的曾巩。曾巩少即见长于文章,他的文风,雍容平易,不露锋芒,而曲尽事理。他的一些咏物诗寓意很深,如这首《咏柳》,就把春天的柳树比拟为得势便猖狂的小人,借以讽刺邪恶势力。
诗的前两句是说:当春天刚到来的时候,零乱的柳条还没来得及转变为浅淡的青黄色,它就倚仗着东风吹拂而飘忽摇摆,气势更加猖狂。诗刚开头即语带嘲讽、蔑视,它描写“乱条”如何倚仗权势,张牙舞爪,逞性妄为,实际上是在为全诗主旨作准备,亦即古人所谓“蓄势”。
蓄足了气势,则必然有力地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于是后两句水到渠成,警语立出:那些柳条只会使柳絮飞上半天,企图遮蔽日月的光辉,却不知秋季来临,天地间还将有一场又一场的严寒霜冻,到那时它就要枯萎凋零了。“不知天地有清霜”一句为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它对那些得志一时的小人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振聋发聩,促人警醒。
诗中把柳树人格化的写法,以及诗人对柳树的明显的贬抑与嘲讽,使这首诗不是纯粹地吟咏大自然中的柳树。 咏柳而讽世,针对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势利小人。 将状物与哲理交融,含义深长,令人深思。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杂乱的柳枝条还没有变黄,在东风的吹动下便飞快的变绿了。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只懂得用它的飞絮蒙住日月,却不知天地之间还有秋霜。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倚:仗恃,依靠。狂:猖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解把:解得,懂得。飞花:柳絮。
《咏柳》是一首托物言志之作,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的曾巩。曾巩少即见长于文章,他的文风,雍容平易,不露锋芒,而曲尽事理。他的一些咏物诗寓意很深,如这首《咏柳》,就把春天的柳树比拟为得势便猖狂的小人,借以讽刺邪恶势力。
诗的前两句是说:当春天刚到来的时候,零乱的柳条还没来得及转变为浅淡的青黄色,它就倚仗着东风吹拂而飘忽摇摆,气势更加猖狂。诗刚开头即语带嘲讽、蔑视,它描写“乱条”如何倚仗权势,张牙舞爪,逞性妄为,实际上是在为全诗主旨作准备,亦即古人所谓“蓄势”。
蓄足了气势,则必然有力地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于是后两句水到渠成,警语立出:那些柳条只会使柳絮飞上半天,企图遮蔽日月的光辉,却不知秋季来临,天地间还将有一场又一场的严寒霜冻,到那时它就要枯萎凋零了。“不知天地有清霜”一句为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它对那些得志一时的小人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振聋发聩,促人警醒。
诗中把柳树人格化的写法,以及诗人对柳树的明显的贬抑与嘲讽,使这首诗不是纯粹地吟咏大自然中的柳树。 咏柳而讽世,针对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势利小人。 将状物与哲理交融,含义深长,令人深思。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一块地微微高起,并且靠近溪流,叫做新城。新城上面,有个池子低洼呈长方形,说是王羲之的墨池,这是荀伯子《临川记》里说的。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羲之曾经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精神,(现在说)这是羲之的(墨池)遗址,难道是真的吗?当羲之不愿勉强做官时,曾经游遍东方,出游东海,在山水之间使他的心情快乐。莫非他在尽情游览时,曾在这里停留过?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特别好。那么他能达到这步,大概也是靠他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并不是天生的。但是后代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人,是不是后人学习下的功夫不如他呢?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何况想在道德修养上深造的人呢?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墨池的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盛先生担心墨池不能出名,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字挂在屋前两柱之间,又请求我说:“希望有一篇(墨池)记。”推测王先生的用心,是不是喜爱别人的优点,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让它埋没,因而推广到王羲之的遗迹呢?莫非也想推广王羲之的事迹来勉励那些学员吧?一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能使后人像这样尊重他;何况那些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遗留下来令人思慕的美好风范,对于后世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了!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wā)然而方以长,曰王羲(xī)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临川:临川:宋朝的抚州临川郡(今江西省临川市)。隐然而高:微微地高起。隐然:不显露的样子。临:从高处往低处看,这里有“靠近”的意思。洼然:低深的样子。方以长:方而长,就是长方形。王羲之:字逸少,东晋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他是古代有名的大书法家,世称“书圣”。苟伯子:南朝宋人,曾任临川内史。张芝:东汉末年书法家,善草书,世称“草圣”。信然:果真如此。邪:吗,同“耶”。方:当……时。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cháng)徉(yáng)肆(sì)恣(zì),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强以仕:勉强要(他)作官。极东方:游遍东方。极,穷尽。出沧海:出游东海。沧海,指东海。娱其意:使他的心情快乐。岂有:莫非。徜徉肆恣:尽情游览。徜徉,徘徊,漫游。肆恣,任意,尽情。休:停留。书:书法。晚乃善:到晚年才特别好。所能:能够达到这步。盖:大概,副词。以精力自致者:靠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致,取得。天成:天然生成。及:赶上。岂其学不如彼邪:是不是他们学习下的功夫不如王羲之呢?岂,是不是,表示揣测,副词。学,指勤学苦练。则学固岂可以少哉: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则,那么,连词。固,原来,本。岂,难道,表示反问,副词。深造道德:在道德修养上深造,指在道德修养上有很高的成就。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yíng)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州学舍:指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官名。宋朝在路学、府学、州学都置教授,主管学政和教育所属生员。其:指代墨池。章:通“彰”,显著。楹间:指两柱子之间的上方一般挂匾额的地方。楹,房屋前面的柱子。揭:挂起,标出。推:推测。一能:一技之长,指王羲之的书法。不以废:不让它埋没。因以及乎其迹:因此推广到王羲之的遗迹。推:推广。学者:求学的人。夫:语气词,放在句首,表示将发议论。尚之如此:像这样尊重他。尚,尊重,崇尚。仁人庄士:指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遗风余思:遗留下来令人思慕的美好风范。余思,指后人的怀念。余,也是“遗”的意思。被于来世:对于后世的影响。被,影响。何如哉:会怎么样呢?这里是“那就更不用说了”的意思。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
名为《墨长记》,着眼点却不在“长”,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长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长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长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长学书,长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长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长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长,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长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长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长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长记》用于记“长”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长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先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先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先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先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先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先,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铭:在器物上记述事实、功德等的文字。通材:兼有多种才能的人。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勒:刻。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畜:积聚。兼胜:都好,同样好。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卓卓:卓著,突出样子。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蹶:挫折。魁闳:高大。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赵郡苏轼,是和我同年科考的学友。他从蜀地写信寄到京城给我,赞扬蜀地的学士黎生、安生。不久黎生带着他的文章几十万字,安生带着他的文章也有几千字,屈驾前来看我。我读他们的文章,确实气势壮阔,风格雄伟,善于反复辨析,把事理说得很深透。他们的才情、笔力奔放,似乎是不可估量的。他们二人确实可以说得上是特别杰出的人才,而苏君也的确可以说是善于识别人才的人了!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余闻之,自顾而笑。
不久以后,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临走的时候,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别。我说:“我对你的了解,已经放在心里了,还需要用言辞表达出来么?” 黎生说:“我和安生学习古文,同乡邻里都讥笑我们,认为是迂阔。现在请您写几句话,是想解除同乡邻里的糊涂看法。”我听了这话,想想自己,不禁笑了。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世上迂阔的人,有谁比我更厉害呢?只知道信奉古训,却不懂得迎合当世;只知道立志于圣贤之道,却不懂得随同世俗。这就是我为什么困顿到现在而自己尚不知道的原因啊。世人的迂阔,有谁比我更厉害呢?现在你们的迂阔,只因文章不合世俗,这不过是小的迂阔罢了,还担心被同乡邻里讥笑。像我的迂阔可就大了,如果你们拿了我的话回去,将要得到更多的责怪,岂能只停留在讥笑上呢?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既然这样,那么我将对你们说些什么好呢?说我的迂阔是好的,可是它的祸害却是这样;说它不好,那么虽然可以迎合现代,但一定违背古训,有附和流俗的地方,就一定背离圣贤之道了。你们还是不要急于解除同乡邻里的糊涂认识吧,这样就一定能够在古文、时文;道、世俗这方面作出选择。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我于是写了这些话赠给二位,并且拿给苏君看,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余闻之,自顾而笑。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1、正话反说
作者前文极力铺陈藻饰黎安二生文才,正是为了说明后面的“不迂”,“不迂”而以“迂”
名之。显示了世俗的谬误。正话反说,文曲意直,显示内在的锋芒。
2、意境含蓄
诸多愤世之气,尽在深蕴之中
本文的篇幅不长,结构也比较简单,先介绍黎、安二生的由来,再说明写作本文的用意,然后有针对性地指出如何认识迂阔。迂阔,从古到今都有人在用这一形容个性的词。如果抛开它那略带贬义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迂阔,是指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迎合世俗偏见,而又有一种执著的信念,矢志不渝。如果他的观点、信念是正确的话,那么这种迂阔的表现正是难能可贵的。曾巩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才对迂阔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从文中反映的背景来看,黎、安二生由于“学于斯文”,即酷爱韩愈、柳宗元以至欧阳修、苏轼所倡导的古文而遭到“里人”的讥笑;而曾巩也因身体力行地追求“道”,给自己带来一些“患”。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如何浅薄了。这种不直接抨击时弊而从侧面加以反映的手法,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另外,本文中的委婉的表现手法也值得注意。作者明明表达了自己的是非观,却在提法上留有余地,即劝诫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如何定夺,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还在结尾处提出,希望二生转告苏轼,问一问他“以为如何”。这不仅表明作者的谦虚态度,而且是尊重对方的一种表现。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
春雨迅猛,池塘水满与堤齐平,远处群山高低不齐,东边西侧,山路崎岖。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热闹地开了一阵的桃花和李花已经凋谢,只能看见萋萋的春草,碧绿一片。
雨过横塘(táng)水满堤(dī),乱山高下路东西。
路东西:分东西两路奔流而去。横塘:古塘名,在今南京城南秦淮河南岸。乱山高下:群山高低起伏。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诗人通过桃花、李花容易凋谢与小草青色长久相对比,暗示了这样的一个哲理:桃花、李花虽然美丽,生命力却弱小;青草虽然朴素无华,生命力却很强大。 《城南》二首描写了暮春时节大雨过后的山野景象,笔调流畅优美,读来琅琅上口,令人赏心悦目。特别是“惟有青青草色齐”这一句,沁着水珠的草地鲜亮碧绿,表明雨后的大自然依然充满生机,这是作者的神来之笔。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格调超逸,清新隽永。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一块地微微高起,并且靠近溪流,叫做新城。新城上面,有个池子低洼呈长方形,说是王羲之的墨池,这是荀伯子《临川记》里说的。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羲之曾经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精神,(现在说)这是羲之的(墨池)遗址,难道是真的吗?当羲之不愿勉强做官时,曾经游遍东方,出游东海,在山水之间使他的心情快乐。莫非他在尽情游览时,曾在这里停留过?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特别好。那么他能达到这步,大概也是靠他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并不是天生的。但是后代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人,是不是后人学习下的功夫不如他呢?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何况想在道德修养上深造的人呢?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墨池的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盛先生担心墨池不能出名,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字挂在屋前两柱之间,又请求我说:“希望有一篇(墨池)记。”推测王先生的用心,是不是喜爱别人的优点,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让它埋没,因而推广到王羲之的遗迹呢?莫非也想推广王羲之的事迹来勉励那些学员吧?一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能使后人像这样尊重他;何况那些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遗留下来令人思慕的美好风范,对于后世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了!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wā)然而方以长,曰王羲(xī)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临川:临川:宋朝的抚州临川郡(今江西省临川市)。隐然而高:微微地高起。隐然:不显露的样子。临:从高处往低处看,这里有“靠近”的意思。洼然:低深的样子。方以长:方而长,就是长方形。王羲之:字逸少,东晋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他是古代有名的大书法家,世称“书圣”。苟伯子:南朝宋人,曾任临川内史。张芝:东汉末年书法家,善草书,世称“草圣”。信然:果真如此。邪:吗,同“耶”。方:当……时。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cháng)徉(yáng)肆(sì)恣(zì),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强以仕:勉强要(他)作官。极东方:游遍东方。极,穷尽。出沧海:出游东海。沧海,指东海。娱其意:使他的心情快乐。岂有:莫非。徜徉肆恣:尽情游览。徜徉,徘徊,漫游。肆恣,任意,尽情。休:停留。书:书法。晚乃善:到晚年才特别好。所能:能够达到这步。盖:大概,副词。以精力自致者:靠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致,取得。天成:天然生成。及:赶上。岂其学不如彼邪:是不是他们学习下的功夫不如王羲之呢?岂,是不是,表示揣测,副词。学,指勤学苦练。则学固岂可以少哉: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则,那么,连词。固,原来,本。岂,难道,表示反问,副词。深造道德:在道德修养上深造,指在道德修养上有很高的成就。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yíng)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州学舍:指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官名。宋朝在路学、府学、州学都置教授,主管学政和教育所属生员。其:指代墨池。章:通“彰”,显著。楹间:指两柱子之间的上方一般挂匾额的地方。楹,房屋前面的柱子。揭:挂起,标出。推:推测。一能:一技之长,指王羲之的书法。不以废:不让它埋没。因以及乎其迹:因此推广到王羲之的遗迹。推:推广。学者:求学的人。夫:语气词,放在句首,表示将发议论。尚之如此:像这样尊重他。尚,尊重,崇尚。仁人庄士:指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遗风余思:遗留下来令人思慕的美好风范。余思,指后人的怀念。余,也是“遗”的意思。被于来世:对于后世的影响。被,影响。何如哉:会怎么样呢?这里是“那就更不用说了”的意思。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这首诗描绘了冬天的景象,描述了山上开放的梅花。虽然大自然已经进入了寒冷季节,但是这些梅花仍然能够在寒冷的气候中生长并绽放出美丽的花朵。诗人也提到了这些花朵的特点,如红色和白色的颜色以及它们的香味。作者还将这些梅花与其他盛开的花朵相比较,称这些花朵具有独特的魅力。最后,作者建议读者品尝梅花和羹,并欣赏它们的美丽,同时也警告管吹箫的人别吹了,因为他要静静地欣赏这艺术品。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铭:在器物上记述事实、功德等的文字。通材:兼有多种才能的人。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勒:刻。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畜:积聚。兼胜:都好,同样好。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卓卓:卓著,突出样子。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蹶:挫折。魁闳:高大。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赵郡苏轼,是和我同年科考的学友。他从蜀地写信寄到京城给我,赞扬蜀地的学士黎生、安生。不久黎生带着他的文章几十万字,安生带着他的文章也有几千字,屈驾前来看我。我读他们的文章,确实气势壮阔,风格雄伟,善于反复辨析,把事理说得很深透。他们的才情、笔力奔放,似乎是不可估量的。他们二人确实可以说得上是特别杰出的人才,而苏君也的确可以说是善于识别人才的人了!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余闻之,自顾而笑。
不久以后,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临走的时候,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别。我说:“我对你的了解,已经放在心里了,还需要用言辞表达出来么?” 黎生说:“我和安生学习古文,同乡邻里都讥笑我们,认为是迂阔。现在请您写几句话,是想解除同乡邻里的糊涂看法。”我听了这话,想想自己,不禁笑了。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世上迂阔的人,有谁比我更厉害呢?只知道信奉古训,却不懂得迎合当世;只知道立志于圣贤之道,却不懂得随同世俗。这就是我为什么困顿到现在而自己尚不知道的原因啊。世人的迂阔,有谁比我更厉害呢?现在你们的迂阔,只因文章不合世俗,这不过是小的迂阔罢了,还担心被同乡邻里讥笑。像我的迂阔可就大了,如果你们拿了我的话回去,将要得到更多的责怪,岂能只停留在讥笑上呢?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既然这样,那么我将对你们说些什么好呢?说我的迂阔是好的,可是它的祸害却是这样;说它不好,那么虽然可以迎合现代,但一定违背古训,有附和流俗的地方,就一定背离圣贤之道了。你们还是不要急于解除同乡邻里的糊涂认识吧,这样就一定能够在古文、时文;道、世俗这方面作出选择。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我于是写了这些话赠给二位,并且拿给苏君看,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余闻之,自顾而笑。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1、正话反说
作者前文极力铺陈藻饰黎安二生文才,正是为了说明后面的“不迂”,“不迂”而以“迂”
名之。显示了世俗的谬误。正话反说,文曲意直,显示内在的锋芒。
2、意境含蓄
诸多愤世之气,尽在深蕴之中
本文的篇幅不长,结构也比较简单,先介绍黎、安二生的由来,再说明写作本文的用意,然后有针对性地指出如何认识迂阔。迂阔,从古到今都有人在用这一形容个性的词。如果抛开它那略带贬义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迂阔,是指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迎合世俗偏见,而又有一种执著的信念,矢志不渝。如果他的观点、信念是正确的话,那么这种迂阔的表现正是难能可贵的。曾巩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才对迂阔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从文中反映的背景来看,黎、安二生由于“学于斯文”,即酷爱韩愈、柳宗元以至欧阳修、苏轼所倡导的古文而遭到“里人”的讥笑;而曾巩也因身体力行地追求“道”,给自己带来一些“患”。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如何浅薄了。这种不直接抨击时弊而从侧面加以反映的手法,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另外,本文中的委婉的表现手法也值得注意。作者明明表达了自己的是非观,却在提法上留有余地,即劝诫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如何定夺,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还在结尾处提出,希望二生转告苏轼,问一问他“以为如何”。这不仅表明作者的谦虚态度,而且是尊重对方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