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介绍

寥寥几笔，即勾勒出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一派欣欣向荣的自然风貌，既表达了对归田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暗寓对官场龌龊的厌恶。寄情于景，情景交融，语言清新，优美生动，历来深受人们爱赏。《归田赋》作为迄今最成功的抒情小赋，在赋体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代表了自西汉末叶以来赋体革新转变的最高成就，基本结束了大赋为主流的创作时代，而开辟了灵巧自如的小赋的新时期，使赋这种文学形式得以继续活跃发展。从此以后，特别是经魏晋到唐宋，虽几经演化，但无论是散韵、骚韵、俳体、文体，有成就的作家大多循此路径抒情述志、咏物叙事，丰富了文苑。

文中多用典故是此赋的一大特色，如“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分别引用《淮南子·说林训》和《左传·襄公八年》的典故：“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事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也是从《楚辞·渔父》中“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及“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化来的。张衡充分利用了历史典故词句短小、内涵量大的优点，于文辞之外又平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因而《归田赋》并未因为篇制短小而显干瘪。同时，《归田赋》所选用的多是为人们所熟悉的典故，并不晦涩难懂。所以这篇小赋以其雅致精炼、平易清新的语句，包容了内涵丰富的史实，并赋之以新意。

此外，《归田赋》还用了一些叠韵、重复、双关等修辞方法，如“关关嘤嘤”、“交颈颉颃”，形象地描绘了田园山林那种和谐欢快、神和气清的景色；而“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既反映了作者畅游山林，悠闲自得的心情，又颇含自戒之意。

总之，《归田赋》已很不同于先前的汉大赋了，它已开始由叙事大赋转入抒情小赋，风格上也不再追求气势的铺排、辞藻的堆砌，而类似于四六句骈文，开了骈赋的先河。《归田赋》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诵的优秀篇章。

这诗共分四章，分别列举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个远处地名，表达诗人四处寻找美人而不可得的惆怅忧伤的心情。

第一章说思念之人在泰山，我想去追寻她。但有泰山下的小山“梁父”阻隔，只能侧身东望，眼泪沾湿衣襟。那美人赠给我—把“金错刀”的佩刀，我用“英琼瑶”这几种美玉回报她，但路途太远，无法送达，心中烦忧，徘徊不安。

其余三章结构相同，按“所思、欲往、涕泪、相赠、伤情”的次序来写，除了美人所赠及诗人回报物品不同之外，每章方位地名亦不同。

这四章不同方位的地名抉不是随便写的。第一章地点是泰山，古人认为“王者有德功成则东封泰山，故思之” 。汉武帝曾登封泰山，东汉安帝在公元124年（延光三年）亦登泰山祭告岱宗。可见诗人是寄希望于君王，希望他振作有为，诗人愿以道术报君，使天下大治。但外戚宦官这些小人的阻挡，诗人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只能徘徊忧伤。第二章地点是在桂林郡。据史载，东汉安帝、顺帝时，这一带民族矛盾尖锐，顺帝为此极为优虑。第三章所思之处在 “汉阳”，史载安帝、顺帝时这一带羌人时时入侵，大将不能守边。第四章诗人所思之处在雁门，即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为汉之北疆。据史载，安帝时，鲜卑人常来攻略，掳掠人马，诗人以此为忧。

《文选》收入此诗附有后人之序说张衡“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这种分析是可信的，因为古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是常以美人比理想中的贤人，诗中四处远方地名，正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处所，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怀和优虑。这四方遥远的地名也体现了诗人为理想而上下四方不倦地探索追寻的精砷，但处处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追寻思念而不可得，故而优伤。这从侧面曲折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污浊黑暗，这些，就是诗人优伤的社会内容。

除了 “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而外，这诗还运用了《诗经》民歌中回环重叠，反复咏叹的艺术手法。这四章意思相同，结构相同，句式相同，形式上非常整齐，但每章又换词押韵，在整齐中显出变化。

淸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此诗说：“心烦纡郁、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又说：“五噫四愁，如何拟得？后人拟者，画西施之貌耳。”

《四愁诗》钟情美人之意既明，则爱君之深亦自可推知。《文选》将诗分成“四思”，且看这“一思”。那无日不引人思慕的美人，身居东方泰山云雾之中，邈焉难求，而“我”之渴望，却惟在能追从她的身边、呼吸于她的芳馨之中，则“我”情的执着痴迷，不已隐然可体味了吗？及至那小小梁父顽丘，阻“我”不得亲近美人，而“我”竟引领侧望、至于泪下涟涟，衣襟为湿，则“我”情之真之切，不已豁然无所隐藏了吗？诗至此三句，自与一段落，诗人有情之痴的面目，已宛然可见。以下四句，更成一段落，诗人言之益深，亦令人读而感慨益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木瓜》），古人既如是说，“我”怀中有琼英美玉，又如何能不思报赠？如今，虽然明知梁父为阻、道路悠远，这份礼物决无可能送达，此生只能长作徘徊瞻望、怅惘以终；然而，“我”却为何总是不能绝念、总是心意烦乱、劳思无尽？

“一思”既已，“二思”“三思”“四思”源源不断，连翩而至，“我”首次“求女”虽然告挫，但“我”却绝不停止努力。当那赠他琅玕美石的美人徜徉于桂林山水之间时，他便怀着成双的白玉盘奔往南方；当那赠他貂裘短服的美人飘飘于汉阳丘岭之上时，他便揣着明月宝珠趋向西方；当那赠他锦绣彩段的美人出没于雁门关塞之时，他又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几案，驰走北方，虽然湘水深不可测，限我莫及桂林；虽然陇阪悠长无已，阻我难至汉阳；虽然塞上雨雪纷纷，碍我不达雁门；虽然每次都是受阻而止，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裳襟，每次都徒增惆怅，每次都忧思益加难释－然而，“我”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可以想见，倘若天地之间不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诗又将何止“四思”？诗人的奔走将至于千、至于万，诗人的愁思且巍过五岳、广过江河！切莫以“四愁”之间仅有并列而无递进，而嫌其章法单调少变化；若《诗》之《蒹葭》止于“宛在水中央”，君不将谓其殊少文气乎？若《陈风·月出》止于“劳心悄兮”，君不将觉其“心”之“劳”犹不甚乎？惟有一之不足、至于再、至于三、四，始能见诗人之深情缠绵、寄意幽远。即如本诗，“愁”虽止于“四”，但其愁绪究竟延伸于胡底，又有何人能量之测之？“一唱而三叹，慷慨有余哀”，若要领会此种境界，不从《四愁诗》之类重章、叠句上索解，又将于何处求之？

《四愁诗》非但内容足以使人动容，其句式也极引人注目，它是中国古诗中产生年代较早的一首七言诗。七言诗由来尚矣，但全诗句子均为七言，而每句都采用上四字一节、下三字更为一节的形式，句中又几乎不用“兮”字作语助的诗，在现存的创作年代确切可信的古诗（而非载于后世著作中、真伪莫辨的《皇娥歌》、《柏梁诗》之类）范围里，本诗是最早的一首，这就是《四愁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在此以前，七言诗或是杂以八言、九言者，如汉武帝《瓠子歌》；或是每句前三字、后三字各为一节、而中间夹一“兮”字，如项羽《垓下歌》、李陵《别歌》：这些，都不能算作典范的七言诗。至于汉乌孙公主的《悲愁歌》，虽然已达到全篇上四下三，但每句两节之间还存有“兮”字，成了一首八言诗，句式上虽接近于典范的七言诗，却终不能归入七言诗的范畴。唯本诗除了每章首句以外，其余句子与后世七言诗已全无二致，显得整饬一新、灿然可观。曹丕的《燕歌行》，自是一首成熟的七言。而《四愁诗》作为七言诗，虽然尚有不少《诗经》的痕迹如重章叠句、每章句子为奇数，以及《楚辞》的痕迹如“兮”的使用；但是，它的上四下三的句式，却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已达到了《燕歌行》的水准，同时这种句式在抒情上的优势－即节奏上的前长后短（异于四言诗及《垓下歌》之类七言的并列，和五言的前短后长），使听觉上有先长声曼吟、而复悄然低语的感受，而节奏短的三字节落在句后，听来又有渐趋深沉之感，如此一句循环往复，全诗遂有思绪纷错起伏、情致缠绵跌宕之趣－《燕歌行》有之，《四愁诗》亦已有之。

寥寥几笔，即勾勒出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一派欣欣向荣的自然风貌，既表达了对归田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暗寓对官场龌龊的厌恶。寄情于景，情景交融，语言清新，优美生动，历来深受人们爱赏。《归田赋》作为迄今最成功的抒情小赋，在赋体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代表了自西汉末叶以来赋体革新转变的最高成就，基本结束了大赋为主流的创作时代，而开辟了灵巧自如的小赋的新时期，使赋这种文学形式得以继续活跃发展。从此以后，特别是经魏晋到唐宋，虽几经演化，但无论是散韵、骚韵、俳体、文体，有成就的作家大多循此路径抒情述志、咏物叙事，丰富了文苑。

文中多用典故是此赋的一大特色，如“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分别引用《淮南子·说林训》和《左传·襄公八年》的典故：“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事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也是从《楚辞·渔父》中“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及“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化来的。张衡充分利用了历史典故词句短小、内涵量大的优点，于文辞之外又平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因而《归田赋》并未因为篇制短小而显干瘪。同时，《归田赋》所选用的多是为人们所熟悉的典故，并不晦涩难懂。所以这篇小赋以其雅致精炼、平易清新的语句，包容了内涵丰富的史实，并赋之以新意。

此外，《归田赋》还用了一些叠韵、重复、双关等修辞方法，如“关关嘤嘤”、“交颈颉颃”，形象地描绘了田园山林那种和谐欢快、神和气清的景色；而“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既反映了作者畅游山林，悠闲自得的心情，又颇含自戒之意。

总之，《归田赋》已很不同于先前的汉大赋了，它已开始由叙事大赋转入抒情小赋，风格上也不再追求气势的铺排、辞藻的堆砌，而类似于四六句骈文，开了骈赋的先河。《归田赋》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诵的优秀篇章。

这诗共分四章，分别列举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个远处地名，表达诗人四处寻找美人而不可得的惆怅忧伤的心情。

第一章说思念之人在泰山，我想去追寻她。但有泰山下的小山“梁父”阻隔，只能欲身东望，眼泪沾湿衣襟。那美人赠给我—把“金错刀”的佩刀，我用“英琼瑶”这几种美玉回报她，但路途太远，无法送达，心中烦忧，徘徊不安。

其余三章结构相同，按“所思、欲往、涕泪、相赠、伤情”的次序来写，除了美人所赠及诗人回报物品不同之外，每章方位地名亦不同。

这四章不同方位的地名抉不是随便写的。第一章地点是泰山，古人认为“王者有德功成则东封泰山，故思之” 。汉武帝曾登封泰山，东汉安帝在公元124年（延光三年）亦登泰山祭告岱宗。可见诗人是寄希望于君王，希望他振作有为，诗人愿以道术报君，使天下大治。但外戚宦官这些小人的阻挡，诗人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只能徘徊忧伤。第二章地点是在桂林郡。据史载，东汉安帝、顺帝时，这一带民族矛盾尖锐，顺帝为此极为优虑。第三章所思之处在 “汉阳”，史载安帝、顺帝时这一带羌人时时入侵，大将不能守边。第四章诗人所思之处在雁门，即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为汉之北疆。据史载，安帝时，鲜卑人常来攻略，掳掠人马，诗人以此为忧。

《文选》收入此诗附有后人之序说张衡“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这种分析是可信的，因为古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是常以美人比理想中的贤人，诗中四处远方地名，正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处所，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怀和优虑。这四方遥远的地名也体现了诗人为理想而上下四方不倦地探索追寻的精砷，但处处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追寻思念而不可得，故而优伤。这从欲面曲折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污浊黑暗，这些，就是诗人优伤的社会内容。

除了 “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而外，这诗还运用了《诗经》民歌中回环重叠，反复咏叹的艺术手法。这四章意思相同，结构相同，句式相同，形式上非常整齐，但每章又换词押韵，在整齐中显出变化。

淸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此诗说：“心烦纡郁、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又说：“五噫四愁，如何拟得？后人拟者，画西施之貌耳。”

《四愁诗》钟情美人之意既明，则爱君之深亦自可推知。《文选》将诗分成“四思”，且看这“一思”。那无日不引人思慕的美人，身居东方泰山云雾之中，邈焉难求，而“我”之渴望，却惟在能追从她的身边、呼吸于她的芳馨之中，则“我”情的执着痴迷，不已隐然可体味了吗？及至那小小梁父顽丘，阻“我”不得亲近美人，而“我”竟引领欲望、至于泪下涟涟，衣襟为湿，则“我”情之真之切，不已豁然无所隐藏了吗？诗至此三句，自与一段落，诗人有情之痴的面目，已宛然可见。以下四句，更成一段落，诗人言之益深，亦令人读而感慨益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木瓜》），古人既如是说，“我”怀中有琼英美玉，又如何能不思报赠？如今，虽然明知梁父为阻、道路悠远，这份礼物决无可能送达，此生只能长作徘徊瞻望、怅惘以终；然而，“我”却为何总是不能绝念、总是心意烦乱、劳思无尽？

“一思”既已，“二思”“三思”“四思”源源不断，连翩而至，“我”首次“求女”虽然告挫，但“我”却绝不停止努力。当那赠他琅玕美石的美人徜徉于桂林山水之间时，他便怀着成双的白玉盘奔往南方；当那赠他貂裘短服的美人飘飘于汉阳丘岭之上时，他便揣着明月宝珠趋向西方；当那赠他锦绣彩段的美人出没于雁门关塞之时，他又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几案，驰走北方，虽然湘水深不可测，限我莫及桂林；虽然陇阪悠长无已，阻我难至汉阳；虽然塞上雨雪纷纷，碍我不达雁门；虽然每次都是受阻而止，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裳襟，每次都徒增惆怅，每次都忧思益加难释－然而，“我”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可以想见，倘若天地之间不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诗又将何止“四思”？诗人的奔走将至于千、至于万，诗人的愁思且巍过五岳、广过江河！切莫以“四愁”之间仅有并列而无递进，而嫌其章法单调少变化；若《诗》之《蒹葭》止于“宛在水中央”，君不将谓其殊少文气乎？若《陈风·月出》止于“劳心悄兮”，君不将觉其“心”之“劳”犹不甚乎？惟有一之不足、至于再、至于三、四，始能见诗人之深情缠绵、寄意幽远。即如本诗，“愁”虽止于“四”，但其愁绪究竟延伸于胡底，又有何人能量之测之？“一唱而三叹，慷慨有余哀”，若要领会此种境界，不从《四愁诗》之类重章、叠句上索解，又将于何处求之？

《四愁诗》非但内容足以使人动容，其句式也极引人注目，它是中国古诗中产生年代较早的一首七言诗。七言诗由来尚矣，但全诗句子均为七言，而每句都采用上四字一节、下三字更为一节的形式，句中又几乎不用“兮”字作语助的诗，在现存的创作年代确切可信的古诗（而非载于后世著作中、真伪莫辨的《皇娥歌》、《柏梁诗》之类）范围里，本诗是最早的一首，这就是《四愁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在此以前，七言诗或是杂以八言、九言者，如汉武帝《瓠子歌》；或是每句前三字、后三字各为一节、而中间夹一“兮”字，如项羽《垓下歌》、李陵《别歌》：这些，都不能算作典范的七言诗。至于汉乌孙公主的《悲愁歌》，虽然已达到全篇上四下三，但每句两节之间还存有“兮”字，成了一首八言诗，句式上虽接近于典范的七言诗，却终不能归入七言诗的范畴。唯本诗除了每章首句以外，其余句子与后世七言诗已全无二致，显得整饬一新、灿然可观。曹丕的《燕歌行》，自是一首成熟的七言。而《四愁诗》作为七言诗，虽然尚有不少《诗经》的痕迹如重章叠句、每章句子为奇数，以及《楚辞》的痕迹如“兮”的使用；但是，它的上四下三的句式，却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已达到了《燕歌行》的水准，同时这种句式在抒情上的优势－即节奏上的前长后短（异于四言诗及《垓下歌》之类七言的并列，和五言的前短后长），使听觉上有先长声曼吟、而复悄然低语的感受，而节奏短的三字节落在句后，听来又有渐趋深沉之感，如此一句循环往复，全诗遂有思绪纷错起伏、情致缠绵跌宕之趣－《燕歌行》有之，《四愁诗》亦已有之。

寥寥几笔，即勾勒出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一派欣欣向荣的自然风貌，既表达了对归田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暗寓对官场龌龊的厌恶。寄情于景，情景交融，语言清新，优美生动，历来深受人们爱赏。《归田赋》作为迄今最成功的抒情小赋，在赋体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代表了自西汉末叶以来赋体革新转变的最高成就，基本结束了大赋为主流的创作时代，而开辟了灵巧自如的小赋的新时期，使赋这种文学形式得以继续活跃发展。从此以后，特别是经魏晋到唐宋，虽几经演化，但无论是散韵、骚韵、俳体、文体，有成就的作家大多循此路径抒情述志、咏物叙事，丰富了文苑。

文中多用典故是此赋的一大特色，如“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分别引用《淮南子·说林训》和《左传·襄公八年》的典故：“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事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也是从《楚辞·渔父》中“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及“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化来的。张衡充分利用了历史典故词句短小、内涵量大的优点，于文辞之外又平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因而《归田赋》并未因为篇制短小而显干瘪。同时，《归田赋》所选用的多是为人们所熟悉的典故，并不晦涩难懂。所以这篇小赋以其雅致精炼、平易清新的语句，包容了内涵丰富的史实，并赋之以新意。

此外，《归田赋》还用了一些叠韵、重复、双关等修辞方法，如“关关嘤嘤”、“交颈颉颃”，形象地描绘了田园山林那种和谐欢快、神和气清的景色；而“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既反映了作者畅游山林，悠闲自得的心情，又颇含自戒之意。

总之，《归田赋》已很不同于先前的汉大赋了，它已开始由叙事大赋转入抒情小赋，风格上也不再追求气势的铺排、辞藻的堆砌，而类似于四六句骈文，开了骈赋的先河。《归田赋》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诵的优秀篇章。

这诗共分四章，分别列举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个远处地名，表达诗人四处寻找美人而不可得的惆怅忧伤的心情。

第一章说思念之人在泰山，我想去追寻她。但有泰山下的小山“梁父”阻隔，只能侧身东望，眼泪沾湿衣襟。那美人赠给我—把“金错刀”的佩刀，我用“英琼瑶”这几种美玉回报她，但路途太远，无法送达，心中烦忧，徘徊不安。

其余三章结构相同，按“所思、欲往、涕泪、相赠、伤情”的次序来写，除了美人所赠及诗人回报物品不同之外，每章方位地名亦不同。

这四章不同方位的地名抉不是随便写的。第一章地点是泰山，古人认为“王者有德功成则东封泰山，故思之” 。汉武帝曾登封泰山，东汉安帝在公元124年（延光三年）亦登泰山祭告岱宗。可见诗人是寄希望于君王，希望他振作有为，诗人愿以道术报君，使天下大治。但外戚宦官这些小人的阻挡，诗人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只能徘徊忧伤。第二章地点是在桂林郡。据史载，东汉安帝、顺帝时，这一带民族矛盾尖锐，顺帝为此极为优虑。第三章所思之处在 “汉阳”，史载安帝、顺帝时这一带羌人时时入侵，大将不能守边。第四章诗人所思之处在雁门，即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为汉之北疆。据史载，安帝时，鲜卑人常来攻略，掳掠人马，诗人以此为忧。

《文选》收入此诗附有后人之序说张衡“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这种分析是可信的，因为古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是常以美人比理想中的贤人，诗中四处远方地名，正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处所，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怀和优虑。这四方遥远的地名也体现了诗人为理想而上下四方不倦地探索追寻的精砷，但处处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追寻思念而不可得，故而优伤。这从侧面曲折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污浊黑暗，这些，就是诗人优伤的社会内容。

除了 “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而外，这诗还运用了《诗经》民歌中回环重叠，反复咏叹的艺术手法。这四章意思相同，结构相同，句式相同，形式上非常整齐，但每章又换词押韵，在整齐中显出变化。

淸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此诗说：“心烦纡郁、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又说：“五噫四愁，如何拟得？后人拟者，画西施之貌耳。”

《四愁诗》钟情美人之意既明，则爱君之深亦自可推知。《文选》将诗分成“四思”，且看这“一思”。那无日不引人思慕的美人，身居东方泰山云雾之中，邈焉难求，而“我”之渴望，却惟在能追从她的身边、呼吸于她的芳馨之中，则“我”情的执着痴迷，不已隐然可体味了吗？及至那小小梁父顽丘，阻“我”不得亲近美人，而“我”竟引领侧望、至于泪下涟涟，衣襟为湿，则“我”情之真之切，不已豁然无所隐藏了吗？诗至此三句，自与一段落，诗人有情之痴的面目，已宛然可见。以下四句，更成一段落，诗人言之益深，亦令人读而感慨益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木瓜》），古人既如是说，“我”怀中有琼英美玉，又如何能不思报赠？如今，虽然明知梁父为阻、道路悠远，这份礼物决无可能送达，此生只能长作徘徊瞻望、怅惘以终；然而，“我”却为何总是不能绝念、总是心意烦乱、劳思无尽？

“一思”既已，“二思”“三思”“四思”源源不断，连翩而至，“我”首次“求女”虽然告挫，但“我”却绝不停止努力。当那赠他琅玕美石的美人徜徉于桂林山水之间时，他便怀着成双的白玉盘奔往南方；当那赠他貂裘短服的美人飘飘于汉阳丘岭之上时，他便揣着明月宝珠趋向西方；当那赠他锦绣彩段的美人出没于雁门关塞之时，他又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几案，驰走北方，虽然湘水深不可测，限我莫及桂林；虽然陇阪悠长无已，阻我难至汉阳；虽然塞上雨雪纷纷，碍我不达雁门；虽然每次都是受阻而止，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裳襟，每次都徒增惆怅，每次都忧思益加难释－然而，“我”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可以想见，倘若天地之间不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诗又将何止“四思”？诗人的奔走将至于千、至于万，诗人的愁思且巍过五岳、广过江河！切莫以“四愁”之间仅有并列而无递进，而嫌其章法单调少变化；若《诗》之《蒹葭》止于“宛在水中央”，君不将谓其殊少文气乎？若《陈风·月出》止于“劳心悄兮”，君不将觉其“心”之“劳”犹不甚乎？惟有一之不足、至于再、至于三、四，始能见诗人之深情缠绵、寄意幽远。即如本诗，“愁”虽止于“四”，但其愁绪究竟延伸于胡底，又有何人能量之测之？“一唱而三叹，慷慨有余哀”，若要领会此种境界，不从《四愁诗》之类重章、叠句上索解，又将于何处求之？

《四愁诗》非但内容足以使人动容，其句式也极引人注目，它是中国古诗中产生年代较早的一首七言诗。七言诗由来尚矣，但全诗句子均为七言，而每句都采用上四字一节、下三字更为一节的形式，句中又几乎不用“兮”字作语助的诗，在现存的创作年代确切可信的古诗（而非载于后世著作中、真伪莫辨的《皇娥歌》、《柏梁诗》之类）范围里，本诗是最早的一首，这就是《四愁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在此以前，七言诗或是杂以八言、九言者，如汉武帝《瓠子歌》；或是每句前三字、后三字各为一节、而中间夹一“兮”字，如项羽《垓下歌》、李陵《别歌》：这些，都不能算作典范的七言诗。至于汉乌孙公主的《悲愁歌》，虽然已达到全篇上四下三，但每句两节之间还存有“兮”字，成了一首八言诗，句式上虽接近于典范的七言诗，却终不能归入七言诗的范畴。唯本诗除了每章首句以外，其余句子与后世七言诗已全无二致，显得整饬一新、灿然可观。曹丕的《燕歌行》，自是一首成熟的七言。而《四愁诗》作为七言诗，虽然尚有不少《诗经》的痕迹如重章叠句、每章句子为奇数，以及《楚辞》的痕迹如“兮”的使用；但是，它的上四下三的句式，却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已达到了《燕歌行》的水准，同时这种句式在抒情上的优势－即节奏上的前长后短（异于四言诗及《垓下歌》之类七言的并列，和五言的前短后长），使听觉上有先长声曼吟、而复悄然低语的感受，而节奏短的三字节落在句后，听来又有渐趋深沉之感，如此一句循环往复，全诗遂有思绪纷错起伏、情致缠绵跌宕之趣－《燕歌行》有之，《四愁诗》亦已有之。

　　“同声歌”，有“同声相应”之意。这首诗写女子自幸得嫁给令她满意的丈夫，表示愿意尽妇职，希望能够与丈夫长久恩爱。

这首诗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描绘，包括了神话传说、哲学思想、历史人物等众多方面。诗歌以玄黄之气、混沌之始为开端，描述了中国文化的源头和丰富多彩的内涵。同时，诗歌也提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经典著作和文化符号，如司马迁的《史记》，五经、尔雅等经典著作，孔子和孟子等著名思想家，以及鹳和鸦等动物，从而展示出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深厚底蕴。在诗末，作者表达了对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赞美和呼吁。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自然景观，有一片古老的树林遮荫在浅滩上，高耸的峭壁上水流激烈喷涌。水晶帘下，似乎有一个女子安然居住，但是却不知道她是何人，她向四周扔掷珍珠，让它们落在玉盘上，显得十分奢华。整首诗以写景为主，展示了自然美景和一种闲适、富足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