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岳阳楼记》是作者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通过写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文章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

《岳阳楼记》全文有三百六十八字，共六段。

文章开头即切入正题，叙述事情的本末缘起。以“庆历四年春”点明时间起笔，格调庄重雅正；说滕子京为“谪守”，已暗喻对仕途沉浮的悲慨，为后文抒情设伏。下面仅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八个字，写出滕子京的政绩，引出重修岳阳楼和作记一事，为全篇文字的导引。

第二段，格调振起，情辞激昂。先总说“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设定下文写景范围。以下“衔远山，吞长江”寥寥数语，写尽洞庭湖之大观胜概。一“衔”一“吞”，有气势。“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极言水波壮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概说阴晴变化，简练而又生动。前四句从空间角度，后两句从时间角度，写尽了洞庭湖的壮观景象。“前人之述备矣”一句承前启后，并回应前文“唐贤今人诗赋”一语。这句话既是谦虚，也暗含转机，经“然则”一转，引出新的意境，由单纯写景，到以情景交融的笔法来写“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从而构出全文的主体。

三、四两段是两个排比段，并行而下，一悲一喜，一暗一明，像两股不同的情感之流，传达出景与情互相感应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情境。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以“若夫”起笔，意味深长。这是一个引发议论的词，又表明了虚拟的情调，而这种虚拟又是对无数实境的浓缩、提炼和升华，颇有典型意义。“若夫”以下描写了一种悲凉的情境，由天气的恶劣写到人心的凄楚。这里用四字短句，层层渲染，渐次铺叙。淫雨、阴风、浊浪构成了主景，不但使日星无光，山岳藏形，也使商旅不前；或又值暮色沉沉、“虎啸猿啼”之际，令过往的“迁客骚人”有“去国怀乡”之慨、“忧谗畏讥”之惧、“感极而悲”之情。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以“至若”领起，打开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画面。“至若”尽管也是列举性的语气，但从音节上已变得高亢嘹亮，格调上已变得明快有力。下面的描写，虽然仍为四字短句，色调却为之一变，绘出春风和畅、景色明丽、水天一碧的良辰美景。更有鸥鸟在自由翱翔，鱼儿在欢快游荡，连无知的水草兰花也充满活力。作者以极为简练的笔墨，描摹出一幅湖光春色图，读之如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的句式、节奏与上一段大体相仿，却也另有变奏。“而或”一句就进一步扩展了意境，增强了叠加咏叹的意味，把“喜洋洋”的气氛推向高潮，而“登斯楼也”的心境也变成了“宠辱偕忘”的超脱和“把酒临风”的挥洒自如。

第五段是全篇的重心，以“嗟夫”开启，兼有抒情和议论的意味。作者在列举了悲喜两种情境后，笔调突然激扬，道出了超乎这两者之上的一种更高的理想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动，因物悲喜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古代的仁人，就有坚定的意志，不为外界条件的变化动摇。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进亦忧，退亦忧”。这似乎有悖于常理，有些不可思议。作者也就此拟出一问一答，假托古圣立言，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曲终奏雅，点明了全篇的主旨。“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结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悲凉慷慨，一往情深，令人感喟。文章最后标明写作时间，与篇首照应。

这篇文章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岳阳楼记》的著名，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无疑仍有教育意义。

范仲淹《渔家傲》一词开篇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一句极力渲染边塞秋季风景的独异，上片写景，描写的自然是塞下的秋景。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从视觉听觉等方面表现了边塞地区的萧条寂寥。

起句“塞下秋来风景异”，“塞下”点明了延州的所在区域。“秋来”，点明了季节。“风景异”，概括地写出了延州秋季和内地大不相同的风光。词人是苏州人，对这个地方的季节变换，远较北人敏感，故用一个“异”字概括，这中间含有惊异之意。“衡阳雁去无留意”，雁是候鸟，每逢秋季，北方的雁即飞向南方避寒。“无留意”是说这里的雁到了秋季即向南展翅奋飞，毫无留恋之意，反映了这个地区到了秋天，寒风萧瑟，满目荒凉。反过来说，这个地区秋天的荒凉景象，尽括在雁“无留意”三字之中，显得笔力遒劲。

下边续写延州傍晚时分的战地景象：“四面边声连角起”，这种声音随着军中的号角声而起，形成了浓厚的悲凉气氛，为下片的抒情蓄势。“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上句写延州周围环境，它处在层层山岭的环抱之中；下句牵挽到对西夏的军事斗争。“长烟落日”，很容易使读者联想起唐代诗人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四字写出了塞外的壮阔风光。而在“长烟落日”之后，紧缀以“孤城闭”三字，气象便不相同。千嶂、孤城、长烟、落日，这是所见；边声、号角声，这是所闻。把所见所闻诸现象连缀起来，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充满肃杀之气的战地风光画面，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孤城闭”三字，它隐隐地透露宋朝不利的军事形势。宋朝从建立之后，就采取重内轻外政策，对内加紧控制，把禁军分驻全国各地，而在边疆上长期放弃警戒，武备松弛。宝元元年（138年）西夏元昊称帝，宋廷调兵遣将，扬声讨伐，而事起仓卒，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以致每战辄败。词人移知延州，到任后，一方面加强军队训练，一方面在延州周围构筑防御工事，始终居于守势，不敢轻易出击，延州局势才暂时稳定下来，就整个形势来说，延州仍处于孤立状态。所以“孤城闭”三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军事态势，反映出宋朝守军力量是很薄弱的，作为指挥部所在地的城门，太阳一落就关闭起来，表现了形势的严重性。这一句就为下片的抒情作了铺垫。。

下片起句“浊酒一杯家万里”，是词人的自抒怀抱。他身负重任，防守危城，天长日久，难免起乡关之思。这“一杯”与“万里”数字之间形成了悬殊的对比，也就是说， 一杯浊酒，消不了浓重的乡愁，造语雄浑有力。乡愁皆因“燕然未勒归无计”而产生。燕然未勒也是《封燕然山铭》这个典故而来：东汉和帝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北伐匈奴，大破之，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记功，由班固执笔，颂汉威德，就是所谓“勒石燕然”。勒字此处是雕刻的意思。

“羌管悠悠霜满地”，写夜景，在时间上是“长烟落日”的延续。“人不寐”，补叙上句，表明自己彻夜未眠，徘徊于庭。“将军白发征夫泪”，由自己而及征夫总收全词。总之下片抒情，将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相结合，抒发的是作者壮志难酬的感慨和忧国的情怀。

这首边塞词既表现将军的英雄气概及征夫的艰苦生活，也暗寓对宋王朝重内轻外政策的不满，爱国激情，浓重乡思，兼而有之，构成了将军与征夫思乡却渴望建功立业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情绪。这种 情绪主要是通过全词景物的描写，气氛的渲染，婉曲地传达出来。综观全词，意境开阔苍凉，形象生动鲜明，反映出作者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场景，表达了作者自己和戍边将士们的内心感情，读起来真切感人。

这首的小诗指出江上来来往往饮酒作乐的人们，只知道品尝味道鲜美的鲈鱼，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打鱼人出生入死同惊涛骇浪搏斗的危境与艰辛。全诗通过反映渔民劳作的艰苦，希望唤起人们对民生疾苦的注意，体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首句说江岸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十分热闹。自然引出第二句。原来人们往来江上的目的是“但爱鲈鱼美”。但爱，即只爱。鲈鱼体扁狭，头大鳞细，味道鲜美。人们拥到江上，是为了先得为快。但是却无人知道鲈鱼捕捉不易，无人体察过捕鱼者的艰辛。世人只爱鲈鱼的鲜美，却不怜惜打鱼人的辛苦，这是世道之不公平。

后两句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水面，向读者展示了以下一番景象：起伏的波浪中，一只小船，船上的渔夫正在捕鱼，那小小的渔船在波浪中飘摇颠簸，忽隐忽现，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又被风浪隐没。江上来来往往的人啊，你们只知道喜欢鲈鱼味道鲜美，可以一饱口福，你看那像一片树叶的小船，在风浪里捕鱼多艰难多危险哪！鲈鱼虽味美，捕捉却艰辛表达出诗人对渔人疾苦的同情，深含对“但爱鲈鱼美”的岸上人的规劝。“江上”和“风波”两种环境，“往来人”和“一叶舟”两种情态、“往来”和“出没”两种动态强烈对比，显示出全诗旨在所在。

表现手法上，该诗无华丽词藻，无艰字僻典，无斧迹凿痕，以平常的语言，平常的人物、事物，表达不平常的思想、情感，产生不平常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抒写了羁旅乡思之情，这首词的主要特点在于能以沉郁雄健之笔力抒写低回宛转的愁思，声情并茂，意境宏深，与一般婉约派的词风确乎有所不同。清人谭献誉之为“大笔振迅”之作（《谭评词辨》），实属确有见地的公允评价。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直接使用这首词的起首两句，衍为曲子，竟成千古绝唱。

上片描写秋景：湛湛蓝天，嵌缀朵朵湛青的碧云；茫茫大地，铺满片片枯萎的黄叶。无边的秋色绵延伸展，融汇进流动不已的江水；浩渺波光的江面，笼罩着寒意凄清的烟雾，一片空濛，一派青翠。山峰，映照着落日的余辉；天宇，连接着大江的流水。无情的芳草啊，无边无际，绵延伸展，直到那连落日余辉都照射不到的遥遥无际的远方。

这幅巨景，物象典型，境界宏大，空灵气象，画笔难描，因而不同凡响。更妙在内蕴个性，中藏巧用。“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眼前的秋景触发心中的忧思，于是“物皆动我之情怀”；同时，心中的忧思情化眼前的秋景，于是，“物皆著我之色彩”。如此内外交感，始能物我相谐。秋景之凄清衰飒，与忧思的寥落悲怆完全合拍；秋景之寥廓苍茫，则与忧思的怅惆无际若合符节；而秋景之绵延不绝，又与忧思之悠悠无穷息息相通。所以“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宋邵雍《诗画吟》)。这里，明明从天、地、江、山层层铺写，暗暗为思乡怀旧步步垫底，直到把“芳草无情”推向极顶高峰，形成情感聚焦之点。芳草怀远，兴寄离愁，本已司空见惯，但本词凭词人内在的“丹诚”，借“无情”衬出有情，“化景物为情思”，因而“别有一番滋味”。

整个上片所写的阔远秾丽、毫无衰飒情味的秋景，在文人的笔下是少见的，在以悲秋伤春为常调的词中，更属罕见。而悠悠乡思离情，也从芳草天涯的景物描写中暗暗透出，写来毫不着迹。这种由景及情的自然过渡手法也很高妙。

过片紧承芳草天涯，直接点出“乡魂”“旅思”。“乡魂”与“旅思”意思相近。两句是说自己思乡的情怀黯然凄怆，羁旅的愁绪重叠相续。上下互文对举，带有强调的意味，而主人公羁泊异乡时间之久与乡思离愁之深自见。

下片三、四两句，表面上看去，好像是说乡思旅愁也有消除的时候，实际上是说它们无时无刻不横梗心头。如此写来，使词的造语奇特，表情达意更为深切婉曲。“明月”句写夜间因思旅愁而不能入睡，尽管月光皎洁，高楼上夜景很美，也不能去观赏，因为独自一人倚栏眺望，更会增添怅惘之情。

结拍两句，写因为夜不能寐，故借酒浇愁，但酒一入愁肠，却都化作了相思之泪，欲遣相思反而更增相思之苦了。这两句，抒情深刻，造语生新而又自然。写到这里，郁积的乡思旅愁外达到最高潮，词至此黯然而止。

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这本是词中常见的结构和情景结合的方式，其特殊性在于丽景与柔情的统一，更准确地说，是阔远之境、秾丽之景、深挚之情的统一。写乡思离愁的词，往往借萧瑟的秋景来表达，这首词所描绘的景色却阔远而秾丽。它一方面显示了词人胸襟的广阔和对生活对自然的热爱，反过来衬托了离情的可伤，另一方面又使下片所抒之情显得柔而有骨，深挚而不流于颓靡。整体说来，这首词的用语与手法虽与一般的词类似，意境情调却近于传统的诗。这说明，抒写离愁别恨的小词是可以写得境界阔远，不局限于闺阁庭院。

这首诗词的含义是，描绘了美丽的青山景色和前人的艰苦劳动。虽然后人可以收获前人的田地，但他们不应该过于欢喜，因为还有其他的人需要接替他们的工作并继续劳动。这是一种提醒人们珍惜前人的劳动成果，并意识到自己肩负着传承和发展的责任的思想。

此词是一首怀人之作，其间洋溢着一片柔情。上片描绘秋夜寒寂的景象，下片抒写孤眠愁思的情怀，由景入情，情景交融。

写秋夜景象，作者只抓住秋声和秋色，便很自然地引出秋思。一叶落知天下秋，到了秋天，树叶大都变黄飘落。树叶纷纷飘坠香砌之上，不言秋而知秋。夜，是秋夜。夜寂静，并非说一片阒寂，声还是有的，但是寒声，即秋声。这声音不树间，却来自树间，原来是树上飘来的黄叶坠阶上，沙沙作响。

这里写“纷纷坠叶”，主要是诉诸听觉，借耳朵所听到的沙沙声响，感知到叶坠香阶的。“寒声碎”这三个字，不仅明说这细碎的声响就是坠叶的声音，而且点出这声响是带着寒意的秋声。由沙沙响而感知落叶声，由落叶而感知秋时之声，由秋声而感知寒意。这个“寒”字下得极妙，既是秋寒节候的感受，又是孤寒处境的感受，兼写物境与心境。

“真珠帘卷玉楼空”，空寂的高楼之上，卷起珠帘，观看夜色。这段玉楼观月的描写，感情细腻，色泽绮丽，有花间词人的遗风，更有一股清刚之气。

这里写玉楼之上，将珠帘高高卷起，环视天宇，显得奔放。“天淡银河垂地”，评点家视为佳句，皆因这六个字勾画出秋夜空旷的天宇，实不减杜甫“星垂平野阔”之气势。因为千里共月，最易引起相思之情，以月写相思便成为古诗词常用之意境。“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写的也是这种意境，其声情顿挫，骨力遒劲。珠帘、银河、月色都写得奔放雄壮，深沉激越。

下片以一个“愁”字写酌酒垂泪的愁意，挑灯倚枕的愁态，攒眉揪心的愁容，形态毕肖。古来借酒解忧解愁成了诗词中常咏的题材。范仲淹写酒化为泪，不仅反用其意，而且翻进一层，别出心裁，自出新意。他《苏幕遮》中就说：“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这首词里说：“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肠已愁断，酒无由入，虽未到愁肠，已先化泪。比起入肠化泪，又添一折，又进一层，愁更难堪，情更凄切。

自《诗经·关雎》“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出，古诗词便多以卧不安席来表现愁态。范仲淹这里说“残灯明灭枕头欹”，室外月明如昼，室内昏灯如灭，两相映照，自有一种凄然的气氛。枕头欹斜，写出了愁人倚枕对灯寂然凝思神态，这神态比起辗转反侧，更加形象，更加生动。“谙尽孤眠滋味。”由于有前句铺垫，这句独白也十分入情，很富于感人力量。“都来此事”，算来这怀旧之事，是无法回避的，不是心头萦绕，就是眉头攒聚。愁，内为愁肠愁心，外为愁眉愁脸。古人写愁情，设想愁象人体中的“气”，气能行于体内体外，故或写愁由心间转移到眉上，或写由眉间转移到心上。范仲淹这首词则说“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两者兼而有之，比较全面，不失为入情入理的佳句。

这首诗描述了一位素心清雅、热爱自然的女子，她在东南方向旅行时，欣赏着美丽的云和水景色。当她到达沧浪江畔时，看到了这条宽阔的江河，感到它无穷无尽的清澈。而她在此处解下她的尘缨（指头巾上的饰物），象征着她放下烦恼，感受到了自然的美妙和宁静。这首诗具有清新淡雅的意境，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历史名人严子陵】近代诗人柳亚子有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诗，诗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之句，这子陵滩讲的是东汉高士严子陵不慕 仕 途，隐 居 山野，垂钓富春江的典故，严子陵的故乡则是在浙江宁波余姚。严子陵（公元前37—43），名光，又名遵，字子陵，西汉末余姚人。少年时代就到外地投师，刻苦好学，博学多才，性格耿直。在学时与南阳人刘秀是同学，两人白天探讨奥旨，夜来抵足而眠，结下深厚友谊。当时因朝廷腐败，王莽篡位，赤眉、绿林纷纷起义，严子陵见天下大乱，便 回到余姚，隐居不出。后来刘秀统一天下，做了皇帝，就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光武帝知严子陵贤能，便派人四出寻访。有人见他反穿裘皮袄在泽中钓鱼，光武帝急忙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请他入朝为官，但接连三次都被绝然回绝。光武帝没法，便亲自到他的住处去请，岂料他竟躺在床上假寐不起，光武帝走到了他的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难道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他番身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也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愿出去做官，读书人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光武帝听了直摇头，说：“子陵，我终究不能说服你吗？”然而，光武帝并没有死心，仍然把他请到洛阳。他虽被安置住在富丽堂皇的大院深宅，却绝不肯与朝廷显贵往来，光武帝去拜见他，他也不行君臣之礼。光武帝对他没有办法，说他是“狂奴故态”。一天光武帝把他请进宫中，促膝谈心，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严子陵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光武帝听他论古涉今，说理精辟，喜得眉飞色舞。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光武帝便留他同床睡觉。严子陵也不推辞，躺在床上，叉开双腿，沉沉入睡。睡到半夜，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光武帝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次日清晨，严子陵还在梦乡，光武帝就起了床。只见钦天太监惊慌失措的闯进宫门，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发现有客星冲犯帝座，恐怕于万岁不利，特进宫面禀”。光武帝沉思片刻，勿而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那里是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朕与好友子陵同床而眠，他的一条腿搁到了朕身上了。”从此严子陵这个“客星”的雅号就名扬四海。他家乡的山陈山被称为“客星山”，桥被叫作“客星桥”。如今还保留在余姚四碑亭的严子陵碑文中，也有“依然城廓客星高”之句。光武帝十分钦佩严子陵的人品才学，要他担任谏议大夫，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但他还是不肯接受。后来干脆不辞而别，回到家乡余姚隐居。建武十七年（公元48年），光武帝又派使者到了余姚请严子陵进京做官。他听到消息，赶紧躲避起来，使者只得泱泱而返。为了避免朝廷再找麻烦，他索性带着家人，迁居桐庐富春江边种田、钓鱼。他钓鱼的地方后人称之为“子陵滩”。“严子陵钓台”至今遗迹犹在。严子陵回到余姚直至终老，享年八十，死后葬于余姚陈山。南宋丞相史浩有《严先生墓》诗道“玉匣蛟龙已草莱，一邱马髦尚封培，云台若也标名姓，千古谁知有钓台。”陈允平“严墓”诗也写道：“山高石怪水冷冷，三尺孤墓葬客星，遥想陵原松桧色，晓烟暮雨为谁青。”严子陵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北宋名臣范仲淹仰慕严子陵高节，特意为他造了祠堂，并写了一篇传颂千古的《严先生祠堂记》，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明著名学者徐渭在《严先生祠》诗中写道：“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不知天子贵，自识故人心。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如闻流水引，谁听伯牙琴。”

【严子陵钓鱼台】富春山又名严陵山，山麓耸起一双石岩，俗称东台、西台，东台也就是严子陵钓鱼台。严子陵名光，东汉初余姚人，儿时与光武帝刘秀是同窗，刘秀得天下后，邀他出来做官，严光再三谢绝，归隐富春山，钓鱼耕田，打发余生。对他不事权贵的作法，历代是有口皆碑。唐代就建起了严陵祠。宋代又升格，毕恭毕敬的称为严先生祠堂，文学家范仲淹作《严先生祠堂记》，五体投地地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西台姑且称为“谢公台”，它的名气小得多，却自有动人的故事。谢翱字皋羽，南宋诗人，曾从文天祥抗元。文兵败殉国后，谢悲痛欲绝，登临此台致祭，据说他手持竹如意，击石作歌，歌毕竹石俱碎。台上有亭，亭上有联道：“生为信陵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鬼”。亭前竖有石碑一块，上刻有谢翱用生命写成的散文《登西台恸哭记》。在东西两台之间，有一座双清亭，亭柱上的楹联是“拾级拜严子，亮节高风今古还誉：隔江祭谢公，忠心赤胆日月魂。》”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胡惠瑞“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位于檀湖山之北，历山之南，亭山之左，柏山之右，329国道南侧三里许。严子陵后裔集居其间，旧称“客星里”，现为“亲堰村”。由北入村，见南北跨江一小桥，曰“皇帝堰古桥”及“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诸字。背面上额镌刻“清节流芳”和“严子陵纪念坊”诸字，并有“钦差提簿军务浙江等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汉阳尹应元赐建，知余姚事晋江黄琰为汉徵士子 陵 先生立”等字。据传“高风千古”和“清节流芳”八字为汉光武帝刘秀亲书，石坊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4），为重修严子陵墓的同时重建，石坊具有明代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石雕建筑艺术，主基稳实，细部镂空浮雕狮子滚绣球及鸟兽等图案，雕刻精巧，栩栩如生，气势宏伟。体现了明代工匠高超的石雕技艺，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十年动乱中，因石坊被群众改建房屋当作歇脚凉亭的依靠所遮挡，才得以躲过浩劫之难，保存了这一保贵的石雕精品。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坊西首有一广场，西侧还扩建有三间“高风亭”，亭内有一展室。有严子陵先生半身像及生平事迹介绍，供游客参观。牌坊四周集居严氏后裔，是汉徵士子陵公姓氏之源流。村东南偶有严氏宗祠，坐北朝南，前后三进，进距空旷，规模宏大，周以围墙，建筑考究，雕梁画栋，雕刻 细 致，人物生动，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仅南照墙，大门被毁，第一三进有几间 倒 塌，梁檐卧地，周墙残缺，其余尚存。村正南不远处，见青山一色，绿树成荫，气象非凡。曰：“严公山”，俗称“南面山”，先生二十一世孙，唐降州剌史建“严公庙”于此，山巅白云峰有平石阔数丈，刻有“严公山”三个大字于其上。后因子陵墓在客星山。庙徙迁客星山，现仅存遗址。据《下河严氏支谱》，《严子陵公生平考》记载：晋武帝太康四年（283）晋升安太守始建祠于“客星里”，先生为始祖。严氏战国初，避秦虐而改庄姓，至汉武帝时，严公父士恂守会稽遂家也，蔓延至哀帝间（公元前6-1年，避明帝刘庄讳（58），易庄为严，《子陵墓碑略》云：公生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壬午八月十二，元始元年（公元1年）侍父士恂令新野（今河南新野县）时，与刘秀父亲刘钦尹南顿相善，故公与刘秀同往汝南郑敬处求学。两人白天探讨学问，夜间抵足而眠 ，结下深厚友谊。因王莽篡位（公元9年），赤眉、绿林纷纷起义，公见天下大乱，便回家乡余姚陈山隐居读书。过了十三年（公元23年），刘秀中兴汉室，统一天下，做了东汉开国皇帝，为光武帝。公得知刘秀做了皇帝，便改名换姓，到远处隐居。刘秀知道公的贤德和才能，令人四处查访，请公出来辅佐。后来，齐地有人上书，说有一男子反穿羊裘，在湖泽中钓鱼，可能是公。刘秀即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接他到了京城，请他入朝做官。前后接了三次才把他接来。并对他优礼有加。安排住进京城宾舍。大司徒（相当于丞相）与公是旧相识，派人带亲笔信去问候，刘秀亲自命人驾车出宫。拜访公，公睡床上，置之不理。刘秀知道他是假睡，就走到了他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我今日以故人的身份来看望你，难道你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公忽然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肯出去做官。读书人自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刘秀听了直摇头。后来，刘秀终于把公请进宫，公也被刘秀的诚意所感动，两人谈天话旧。畅叙不已。刘秀向公请教治国之策，他也诚意相告。一直谈到了深夜，刘秀留他宫中过夜，他也不推辞。就和刘秀同床而睡，他叉开双脚，沉沉睡去。睡到半夜，他一条腿搁到刘秀的肚皮上，刘秀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刘秀起床上朝，有钦天监出班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见有客星冲犯帝座，恐于万岁不利。”刘秀听后哈哈一笑：“哪有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我与好友子陵同榻共眠，他将一条腿搁到了我的身上了。”刘秀十分钦佩他的才学人品，任他为谏议大夫，他坚决不受，但深知朝中的处境和自己的秉性不利，他留给刘秀一封辞职谢罪的信，不辞而别，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富春江畔隐居不出。建成武十七年（公元41年，刘秀再次派使者征他进京做官。他听到了消息赶紧回到余姚，躲在陈山脚下的月德寺中，使者闻讯追寻而来，那天正好下大雪，积雪 很 厚，公急中生智，倒穿芒履上了陈山，使者见雪上有脚印，向山脚寻找一番，结果当然没有找着。后人有诗云：“避士入隐志不凡，倒拖芒履上陈山，客星高照古渡在，山高水长仰先贤。”公八十终老于家，刘秀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十分悲伤，令地方政府出钱百万，谷千斛，将他葬于故里陈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仰慕他的高节，特为他建成了祠堂，并定《严先生祠堂记》，赞誉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去山指的是严氏宗祠前的严公山，总称白云山。江水是指祠前的环湖带和下河往西注入姚江。

【严子陵有世孙在桐庐】屹立在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严子陵钓鱼台，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且已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但时隔两千多年，你是否相信在桐庐还有严子陵的世孙呢？近日，桐庐县组织各乡镇文化部门进行文化遗产普查时，钟山乡文化站收集到了一本《严氏宗谱》，并从中发现历史名人严子陵的五十五世、五十六世孙就在桐庐县钟山乡朱边畈村。根据家谱记载，严子陵的五十五世孙有八十岁的严奉复和七十五岁的严奉纯等。五十六世孙有六十岁的严国春和五十五岁的严金华等。家谱中写道：“始祖光，字子陵行云，二世家会稽余姚人，小字狂奴，少有高名，同光武帝同学，两人同窗同座同床三年，互敬互学名列全班前茅。刘秀登基后，三番五次聘他当谏议大夫，严子陵不屈。仍耕于富春山中。后人名其钓处为严子陵钓鱼台，在桐庐有东西二台，各高数百丈。有羊裘轩、客星馆、高风堂等，台上俱有亭。”这本家谱曾两次重修。1945年，才六岁的严国春上了谱，当时集谱时间一年多。圆谱时刚出生的严家末子严金华也补了上去，他成了谱上的最后一位。此谱共六册36卷，朱边畈村珍藏2册，每册六卷，歌舞乡夏塘、潘畈村各藏一册，毕浦乡严村藏一册，建德市罗村乡狮峰村也藏一册。据严国春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居住在建德市狮峰村的堂叔来到桐庐朱边畈村，将一册家谱悄悄带走，还特地做了只樟木箱珍藏，防止腐烂虫蛀，遗憾的是另一册已被烧毁。后建德堂叔去世，他儿子严康乐在外工作，女儿出嫁时，才将家谱送回朱边畈村，由严国春保管至今。从家谱中可以看出，朝廷官员爱吃桐 庐特产，如豆腐干、梨头等，在南宋时已作为贡品送往朝廷。据统计严氏家谱上严子陵后代共有1人在朝廷任大小不同的官职，其五十世孙还得到过严州（建德）府太爷奖励的一块匾额，上有府太爷的圆印，并书“宽厚平和”四字。因五十世孙住建德时，与人发生纠纷，其宽容的气度使得府太爷很受感动。这块珍贵的匾额原挂在朱边畈村的祠堂里，现被严国春的侄儿收藏。更有意思的是，严国春根据家谱中记载“豆腐干是贡品”这一点，在七八年前开始加工“钟山豆腐干”还真的走红市场，两次走进西博会，多次获奖。

【“庄严一脉”话严姓】说起严姓，就不得不先提到庄姓。庄与严二字，组成庄严一词，表示着一种肃静的意思。奇妙的是，用这两个字来表示的中国姓氏，也有密切的关系。严姓是由庄氏改来的，所以严姓之人，与庄姓根本就是一家人。严氏的姓源，是从楚庄王的谥号“庄”而来，楚庄王的子孙，为了有别于他人，以“谥为姓”，就用“庄”这个谥 号来做了自己家族的姓氏。到了汉代，汉明帝的名字叫刘庄，按封建帝王之制，为避天子之讳，凡有庄姓人氏必须改姓。因为“庄”与“严”两字常连在一起用，都表示相同的意思，大概因此之故，楚庄王的后裔庄氏在传到汉明帝时，就把庄姓改为严姓了。从此，也就在庄氏之中分出了一支严姓的支系，一代一代的传延下来。福州阳岐的严培庸说：“我们阳岐的严家，是在唐朝天佑年间，跟闽王王审之从河南光州固始县来的。所以福州有十多个姓，都是王审之带来的。我的祖先严怀英，怀是胸怀的怀，英是英雄的英，他就是跟着王审之来这里的。他人很正直，很勇敢，会打仗，有功，后来官拜朝议大夫。”严姓的发源地，主要是在湖北的江陵和甘肃的天水。从唐朝天佑年间开始，“严”姓人家一部分就在福建定居下来。现在浙江富阳、桐庐两县，仍保留有许多当年严子陵的踪迹。有“严 子 陵钓鱼台”等。当年，郁达夫游富春江时有诗曰：“家在严陵滩上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朋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追本溯源，庄严两姓，都是春秋时代五霸之一楚庄王的后裔，血缘上是一脉相承，同出一源，实为一家。

【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