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子昂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有《陈伯玉集》传世。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擅长写作。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垂拱二年(686),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今天射洪县城古城墙名为“子昂城”，街道有“伯玉路”等名称实为纪念陈子昂。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在唐诗革新道路上取得很大成绩。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伯玉文集序》)。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於黄初、建安矣。”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也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都中肯地评价了他作为唐诗革新先驱者的巨大贡献。但他的部分诗篇，还存在著语言比较枯燥、形象不够鲜明的缺点。
(二)
父亲的去世，给陈子昂以莫大的打击，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陈子昂老家所在的射洪县县令段简是个贪得无厌的小人，他听说陈家钱财富足，就心生歹意，图谋勒索。陈子昂家人给县令送去了20万缗，尚不能满足段简的胃口，没有满足的段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陈子昂打入了南监。
据说，陈子昂在狱中曾经自己给自己卜过一卦，卦相大凶，陈子昂惊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不久，他果然死在狱中，时年42岁。
这是《唐书》上的记载，但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一直到死，陈子昂都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不知当地县令的“勇气”何来，居然敢敲诈“国家工作人员”，以至于让陈子昂冤死狱中，这一直是一个谜。后来，有人说是因为陈子昂在朝做官时曾开罪于武三思，所以武三思才指示当地的县令如此折磨陈子昂。这似乎也不太好理解，因为武三思如果想收拾陈子昂，根本用不着搞得这么复杂。
不论怎样，陈子昂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盖棺论定，新、旧《唐书》给予他的一致评价是“褊躁无威仪”。所谓“褊”，意即狭小、狭隘；所谓“躁”，意即性急。“褊躁”用在陈子昂身上，也许比较合适。
陈子昂的一生其实就是褊躁的一生，从自我炒作，到大拍武则天马屁，其实都是陈子昂褊躁的表现。但是，陈子昂却有一件十分得意的事情，此事载于《唐书》之中。
某日，武则天治下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谋杀案。被杀者是御史大夫赵师韫，他在外出公干途中被人杀死于一家驿站。凶手是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徐元庆，当时徐的身份是该驿站里的一名服务人员。刁民杀高官，这显然具有十足的爆炸性，整个帝国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了。
为什么这个小服务员要杀害朝廷要员呢？标准答案是徐元庆为父报仇。原来，赵师韫曾任下邽县尉，我们知道，县尉在古代是县令的属官，专司当地的治安工作。徐元庆的父亲因为犯罪被赵师韫正法。不久，赵师韫升任京官。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隐姓埋名，到一家驿站做起了服务员。因为他心里清楚，这是他可以接近赵师韫的唯一方法。终于有一天，赵师韫为公事出差来到了徐元庆所在的驿站，徐元庆抓住机会，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赵师韫，报了杀父之仇。
徐元庆到底是孝子还是凶犯，该杀还是该予以表彰，这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占上风的观点是，徐元庆应该受到表彰，至少应该予以无罪释放，因为徐元庆是为了替父报仇才走上了杀人的道路。因此，尽管徐元庆杀了人，但他杀人的动机高尚，出发点良好，在讲究以德治国的大背景下，朝廷应该赦免徐元庆的罪行。
就在此事将要以这样的结果落下帷幕之时，陈子昂力排众议，写下了一篇《复仇议》，他在文章中说：“今傥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雠，其乱谁救？故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义，其政不行。’且夫以私义而害公法，仁者不为；以公法而徇私节，王道不设。元庆之所以仁高振古，义伏当时，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而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无生之节也。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陈子昂的意思很清楚，徐元庆谋杀之罪，案情清楚，按照唐律当然毫无争议地应该判处死刑，只有判处死刑才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徐元庆这样做却是为父亲报仇，是对父亲的一片孝心才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将杀父的仇恨记在心间，誓与仇人不共戴天，其孝心感天动地，足以令日月变色。因此，陈子昂建议在对徐元庆处以极刑之后还应为他举行盛大的表彰会，以颂扬他的一片孝心。陈子昂的建议巧妙地解决了“礼”与“法”的冲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最后徐元庆案也就按照陈子昂的建议给了结了。
事情得以如此圆满地解决，陈子昂难免得意扬扬，他顺理成章地要求：有必要将我的《复仇议》“编之于令，永为国典”。陈子昂的要求最后也得到了满足。然而，几十年后，陈子昂的《复仇议》就被柳宗元给抓住了把柄。柳宗元认为陈子昂逻辑混乱，大脑不清。柳宗元开宗明义地说：毫不怀疑，陈子昂的建议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为什么？柳宗元条分缕析地说：徐元庆一案的要点在于徐元庆的父亲是否真的有罪，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有罪，那么被县尉正法就是罪有应得，父亲有罪被诛而徐元庆却执意为父报仇，谋杀朝廷命官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杀之是题中应有之义；反之，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死于无罪，赵师韫就涉嫌草菅人命，这样的恶官被徐元庆杀掉也就毫不足惜，徐元庆的行为在客观上也就是为国除害，徐元庆不但不应被杀，而且还应予以表彰；徐元庆要么有罪，要么无罪，二者只能居其一，一个人决不可能像陈子昂所分析的那样既有罪又无罪。柳宗元因而断定，陈子昂的分析看似滴水不漏，实则精神分裂，其本质是核心价值观念的多元论，陈子昂的建议最终也只能扰乱人心，让人无所依从。就这样，陈子昂唯一的一次辉煌记录被柳宗元给解构了，柳宗元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驳复仇议》的文章，并被作为定论收入在了唐朝的法律文献内。